这些观点，在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曲折过程，发展到了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在刚刚建国，恢复经济，开始有计划地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却是非常重要和极有份量的，堪称是很有见地的。

    而且，这些观点并不仅仅是贾拓夫的坐而论道，而是渗透到当时国民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中，实际运用得到执行的。人们后来说他“对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经济工作方面具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见贾拓夫的悼词），完全是从实际体现总结出来的。而我们还要说，他的这些业绩也是来源于对实际严肃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理论学习及善于思考。据他的秘书赵家梁粗略统计，从1954年10月到1959年10月，贾拓夫下去调查和出差开会约18次，历时共32个月，行踪所及20个省、市、自治区，40多个城镇，上百个工厂和合作社。也就是说，贾拓夫同志有一半时间在基层调查。

    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国务院所属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对于贾拓夫汇报中的有关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原有工业与新建工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等意见，十分重视。贾拓夫提出：在轻工业问题上，过去重视还不够。毛主席说：“是啊！你们轻工业部门气不盛，有点气馁，中庸之道，你是头颅不长角啊！”“你们是王道太多，霸道太少，程朱哲学，心平气和，像小媳妇，不敢斗争。”（意思是你们强调不够，没有去力争。）经过研究，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贾拓夫的意见，接受了轻工业部门的汇报，中央决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从原来的8比1，提高到7比1。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施工的限额以上轻工业建设项目，由原来的65个，增加到99个。

    在34个部门的汇报中，暴露出许多矛盾。毛泽东总结了这些问题，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十大关系”，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这“十大关系”对我国五六十年代的发展，在路线、方针和政策上，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在毛泽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有些问题是吸取了（或按有些中央领导同志的说法，是得益于）贾拓夫等人的意见。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我国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时期。国务院“四办”负责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的改造，贾拓夫1954年调任四办主任，直接参加了对这两项改造的领导工作。

    贾拓夫认为，为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进行重大改造是必然的，完全必要的。但是，生产关系的这种重大变革，牵涉到社会生产力的配置和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则应当采取适合我国国情的方针、政策，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有区别地、分期分批地进行。至于改造的步骤、方法和它们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也必须与当时当地的生产水平相适应。1955年到1956年，他先后四次到各地考察，调查研究，总结成功的经验，发现问题，指导工作。

    他发现，对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一股很猛的浪头。许多人急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一些地方过早地把手工业合并，分散的点都集中起来，实行统一核算，共计盈亏。在上海，甚至开始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改变为地方国营。而组织起来合作化后，外部的体制和内部管理、供应和销售、产品的品种和质量这三大问题未得到解决。生产不仅没有发展，产品数量、质量反而比自营时下降，品种减少，生产倒退。一些传统的生产取消了，北京“东来顺”涮羊肉也没有了。而且，由于条件不具备，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江苏群众反映有“五死”：生产时挤死、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