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贾拓夫根据1956年出现的诸多紧张，主张调整一下，认为最好不要超过5%；在讨论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有主张150亿元的，有主张126亿元的，贾拓夫主张搞到100亿到110亿元之间即可。几个方案向总理周恩来和中共财经领导小组组长陈云汇报后，经认真研究，最后采纳了贾拓夫的两个低指标的方案，即：1951年工业发展速度定为4%，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定为110亿元。事实证明，1957年由于克服了1956年经济建设中的某些缺点，对生产和基本建设规模作了适当调整，计划大大超额完成，使各部门比例关系比较协调，经济发展比较稳定，物资基础厚了一点，市场开始繁荣，财政也由赤字转为结余，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成绩最好的年份之一，从而为以后的大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1958年出现大跃进，与此基础是有直接关系的。

    1957年的成绩实际上是在对1956年的经济关系紧张进行了调整的条件下取得的。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中提出了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盲目冒进的指导思想，并且和陈云一起控制了发展节奏，推动了调整工作，促成了计划的超额完成。刘少奇副主席也同意在《人民日报》发表反冒进的社论。于是，开始引发了经济建设上不同指导思想的争论和斗争。而这一争论，对1958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的会议及其后开展的反右倾运动，都有着直接影响。

    贾拓夫是同意反冒进的。从他对1957年经济发展速度和基本建设规模的安排意见中，从他所说的几个容易、几个难的看法中，都有具体体现。毛泽东对贾拓夫的思想观点是知道的。一次，他听了经委的汇报，对薄一波讲：“这个东西不会出自你一波的手吧？这个点子不是你的，那是谁啊？是不是后面摇羽毛扇的贾拓夫啊！”这显然是批评性的话。今天看来，份量已是很重的了。但后来传到贾拓夫耳朵里，他还挺高兴。有人说他保守，他却诙谐地说：“如果说这是保守，我愿意当一个愉快的保守主义者，宁可保守一点，不要冒过了头。”

    1958年元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判了反冒进，并直接点了周恩来的名字，贾拓夫也进了那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的行列中。以后，又有传闻：毛主席曾非正式地说过：经济工作领导层中，李富春是左派，薄一波是中间派，贾拓夫是右派。

    有人说贾拓夫书呆子气，头脑简单了一些，他早晚要出问题。其实，他也不是一点不知这里面的轻重深浅，他已经被认为是经济领导层中的“右派”。但是，他认为，办事情总要尊重客观规律，要讲实事求是，经济工作有它自在的规律，与政治问题既有直接关系，又不完全是一回事。要真正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任，这本身就是政治。他虽做领导工作，但他从来重视调查研究，对实际情况，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了解掌握得多，他无法跳出这些实际情况，去思考处理经济政策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全局性问题，不慎重处理，不想得稍微远一些，就会违背规律而遭到被动。比如1956年基建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物资全局性紧张，已经吃掉了1957年的指标。在国家积累尚不丰厚，基础还薄弱的情况下，没有多少家底可吃。如果不及时调整，即使1957年可以撑过去，以后终会捉襟见肘，那时就会全面被动。正因为这样，他还是觉得心里坦然，即使有风险，也还是敢于提出意见，仍然敢讲心里话。

    1958年初，贾拓夫被调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批判了反冒进之后，提出发展地方工业的问题。会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5—10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这当然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必行的一步。建国后，没收官僚资本并加以改造形成的国营经济，加上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