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字报，也同一些同志谈过话，并没有得到充足的事实和站得住脚的理由能够证明整个‘白云石’是‘白旗’，是‘修正主义顽固堡垒’，这个结论是主观臆断出来的。”旗帜鲜明，是非清楚，语言铿锵。这张大字报曾给“黑云压城”下的首钢，给许多精神上、肉体上受到压抑和摧残的同志，带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正是贾拓夫这种维护真理的豪迈气概，震怒了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康生。1966年12月初，在林彪主持的一次工交口的会议上，康生恶毒地说：“陕北的那个贾拓夫是一个老反党分子。”从此，对贾拓夫的冲击和斗争陡然升级，各种各样的帽子向他扣过来。他曾经工作过的陕西省、轻工业部、国家经委、计委乃至清华、北大、轻工业学院、地质学院、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处的造反派，络绎不绝地“杀”上门来。此时，贾拓夫无论在首钢，还是在家里，便都不得片刻安宁了。

    一次，一伙人闯到家里，强令他回答四个问题，都涉及到国家经济工作的机密。贾拓夫镇静地答道：“没有周总理和富春同志的批示，我不能奉告。”有一个“造反兵团”，声称得到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他们屡次强迫贾拓夫揭发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副总理的所谓“问题”。贾拓夫义正辞严，干脆地说：“我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错误，就是有什么错误，也让他们自己去讲，用不着我揭发。”尽管他强硬的态度招致了加倍的折磨，但他坚定沉着，宁肯自己受苦，也绝不拿原则去作交易。

    1967年初，他给远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大儿子虹生写信：“我们知道你最不放心的是你的父亲。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们一生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今后也绝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这一点，你是可以放心的。”

    1967年5月5日，贾拓夫被陌生人挟持，不知去向。在那“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纲纪混乱的年月里，最起码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抄家已是家常便饭，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当权派”、“黑帮”、“走资派”抓走，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将他们拉出去游街、批斗，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用当年敌人对付革命者的各种残忍手段，来折磨这些为国家和人民流血奋斗几十年的老干部！做一个“黑帮”家属，同样“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敢问一句，轻则训斥，声色俱厉，重则斗争，戴上一顶高帽子，也会被“打翻在地”，哪里还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亲人？造反派们说这叫“红色恐怖”，“好得很”！在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以2000万烈士的生命为代价，建立起的人民共和国里，共产党自己的老战士、老功臣们却被任意迫害、污辱，而且株连亲友，甚至家破人亡。这是一种什么“革命”呢！

    5月6日，就在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高潮中，贾拓夫这位革命41年的老战士，未能幸免于难，被无情地“革”了命。那天中午，贾拓夫被两个不明身份的人押解着从后门回到家中，他的夫人白茜和小女儿捷华，惊恐地发现他已憔悴不堪。一夜不见，竟然白发满头，完全变了一个人。家里人不敢多问，心提到了嗓子眼，惴惴不安地照顾他匆匆喝了碗面汤，又被来人带走了。但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他在自己家里吃的最后一顿饭，和家人见的最后一次面。没有一句嘱咐的言词，没有一句告别的话语。就这样，他满含忧愤，永远地离开了亲人，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为之呕心沥血、艰难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和国家！

    1967年5月7日是一个凄楚阴暗的日子。浓浓的乌云笼罩着北京，黑沉沉的天低低地压在头顶，叫人喘不过气来，雨淅淅地下个不停，雨水里透着苦涩。这种天气，总是让人害怕，给人不祥的预兆，好像随时都会降临灾难。就在这天的上午，苗圃工人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