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诚，被错批错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而罢官后，写有“唯愿天公不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的诗句。他此时耿耿于心的并非自己的命运，而是比他更直接从物质上承受大跃进的苦果、吃喝穿戴都堪忧的广大人民。他所愿所望的是“天公”作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他们无时无刻不把自己同人民的事业紧连在一起。这就是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信念。

    贾拓夫也是从未动摇过这种信念。庐山会议后，他被批判贬官，虽然内心是痛苦的，但他还是能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一方面，相信历史会搞清楚，证明他们并不“反党”，忠心可鉴；另一方面，他想到事业终要前进。所以他写下“庐山识大义”的诗句。他要求到基层去，到群众生产斗争的火热生活中去实践。当他有了这种机会时，他能忘却过去，能“早已投身在火炉”，能“落户西山愿做工”，能“放下臭架子，甘当螺丝钉”，能“老马途能识，悬崖奋勇登”，能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在下面工作，而且是诚心实意、情绪饱满、锐气不减，绝非矫揉造作、故弄姿态，也绝非是一种排解、一种失落的寄托。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无私吗？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而人的精神境界的高峰，就是像老一代共产党人那样的忘我，那样的无私，那样的锲而不舍，那样的坚毅不拔。而这种精神，来源于一种信念，一种执著的追求。只有把自己自觉地熔进这为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事业中，只有完全有意识地始终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上，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做到。这才叫作真正的、成熟的、高度的党性原则。单凭个人的修养，个人性格的坚韧，个人“自我实现”的追求，是无法做到并长期坚持的。

    人民和历史，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信念。尤其是当代，当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一种深刻的变革的今天，更加需要这种精神，这种信念。这绝不是为了纪念贾拓夫们才故意说出的溢美之词，也绝不是传统观念上的理想主义说教，而是极为现实的一种社会需求，是历史前进的一种必然需要。不是吗？试想一下，一个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没有一种力量和一大批骨干分子去影响和带动群众，把社会凝聚起来，向着这个目标推进，社会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没有贾拓夫和老一代革命者所表现的那种屡挫屡奋、愈挫愈奋的精神，人们怎么能想象一个伟大历史性事业能够成功？人民对于代表他们、领导他们的政党及其骨干分子，又能希望什么呢？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到，贾拓夫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最后10年才更具光彩；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才更有意义。

    贾拓夫的光彩还不仅仅表现在那种百折不挠的信念上，他的信念不是表现为诗人那样的浪漫抒发，不是表现为文学家那样的理想呼唤，不是表现为思想家那样的思索寻觅，也不是表现为评论家那样的高谈阔论；而是表现为革命家那样的认真实践，实干家那样的开拓进取。他一生都在实干，都在扎扎实实地做事。他把对事业的忠诚和追求，落实到所从事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在他看来，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各种工作，以及它们的集成，都是整个事业的组成部分，而每一工作的进展与成功，都构成和推动着整个事业的前进。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开创自己所承担工作的新局面上。因此，他做的每一段工作都是相当成功的，都具有开拓性，也都是有实绩的。党给他的评价是“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这“独到”就是开拓；这“有才干”就是实绩。

    纵观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无论是在长征路上开路筹粮，还是在陕西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论是在延安开辟党早期的民族工作，还是在敌顽封锁下经管财经，保障供给；无论是接管西安，巩固政权，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