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自己“已经是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了”，怎么能够再想着个人，想着生活和待遇呢？他曾对子女们讲：“几十年的斗争中，有多少好同志为党的事业牺牲了，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他们没有了，我们留下来的人却有了权力、地位和待遇。不努力把他们未竟的工作负担起来，何以告慰死难的同志？还算什么革命者！争个人的东西就是思想上的蛻化！”他正是以这种思想来要求自己的。

    贾拓夫担任国务院四办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的时候，家住在北京东城韶九胡同一个带花园的大院子里，有几十间屋子，然而他住得十分不安稳。他认为大家住房都很紧张，而自己一家人住这么多房子实在太浪费，也脱离群众。于是主动向组织上提出自己的意见，组织上就安排了一机部、纺织部的两位副部长住了进去。但他还觉得心里不踏实，又向组织提出全家搬到三里河的宿舍区，住单元房的想法。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和一般干部一样去住宿舍区的房子呢？”后来，机关事务管理局介绍了西城武定胡同一个小院，里面没有厢房，连卫生间也没有，他却很满意，只简单地把过道改修成一个卫生间后，就带全家人住了进去。直到“文化大革命”他被迫害致死，全家人被赶出这个院子为止。

    这样一些小事，现在看来好像很无所谓，但当年贾拓夫却非常认真。他担任轻工业部部长时，经常有些轻工业新产品送来检查试用。他在为国家不断有了人民生活需要的新产品而高兴的同时，总是提出意见，让秘书把意见连同送来的东西一起送回去。有时秘书说：“这些东西是送来的，退回去也没有用，可以留下来给孩子们用。”他却很严肃地说：“不行，这是公家的东西。孩子们需要什么，到街上去买。”他除了吸烟外，没有其他嗜好，对生活水准也没有什么要求，直到他含悲而逝，手上还是戴着那块已戴了几十年的旧表。那块表是40年代在延安时，王震将军跟他换的。这块老式瑞士表，家人当作宝贝，传给了长子继承。可是表走时并不准，拿到表店修理，人家说这块表已经“老掉牙了”，无法再修了。

    即使像那块表一样“老掉牙”的东西，贾拓夫也没有几件可留下来的。除了几件平常换洗的中山装，就是一件陈云送给他的浴衣，贺龙送给他的一件皮大衣，林伯渠送给他的一把水果刀，妹夫常诚送给他的一个烟斗，朝鲜领导人送给他的一方砚台，陕西省老同志送他赴京时赠的一个紫檀木框镶的毛主席丝绣像，再有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些理论书籍（因为他的书大多在办公室，被批判贬黜后，就没有拿回来）……人们也许不会相信，一个高级干部，几十年的奋斗，竟是这样的“无产”！然而，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贾拓夫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就是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过去是怎样无形而又紧密地把党和群众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产生了多么巨大的物质力量和带动了多少人为美好的理想奋斗啊！如今环境变了，条件更好了，许多人却对这类事毫无兴趣了，甚至连听都不愿意听。年轻的人可能把这些当作说教而不耐烦，或者干脆当作“代沟”；年纪大的人可能把这些当作“过时的经”而不以为然，或者干脆斥之为“老古板”。当然，不能要求现在的人、现在的领导干部，今天还像贾拓夫们当年那样，问题也不在于具体的形式。但是，艰苦奋斗、勤俭朴素，这些好的精神，是应该永远发扬的。

    贾拓夫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对子女的要求和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他不允许子女们沾染特殊化的作风，始终要求子女们以普通人的姿态去生活，以高标准去学习和工作。他非常痛恨干部子女有优越感和特殊化。1955年军队授军衔时，大儿子虹生问他：“听同学说，上将才能上天安门，你也在天安门上。如果你有军衔，应该是什么将呢？”他立刻警觉起来：“你问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