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胡乔木出力甚多。诚如当时参与有关工作的一位人士所忆：“胡乔木这人，思路特别清楚。乱麻似的一大堆党史问题，经他的笔一梳理，变得条理分明，一下子就清楚了……”

    杨尚昆也这么谈及：

    我认识乔木是在1941年的秋天。我从华北根据地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列席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乔木是那年春天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他和王首道同志担任会议记录。他不到30岁，在会上埋头做记录，并不说话。大家叫他乔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1945年到重庆谈判以后的事。九月会议前后，印发了《六大以来》。当时我就听说，乔木同志是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助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乔木博闻强记，外文好，古文也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基础，到毛主席身边后，接触许多重要的政治事务，并不断受到主席的指点教育，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及他的文字能力，自然就高人一头。因此，在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起草的过程中，他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那时乔木在党内不过是一个年轻后辈。据我所知，在弼时同志起草的决议稿的基础上，乔木改写过一个稿子；最后毛主席在闻天同志改写过的稿子上亲自修改，乔木又从旁帮忙，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1945年4月历史决议正式通过，在中央委员会里，就都知道我们党内有乔木这样一个人才了。

    1971年毛泽东去南方视察时，曾说及《决议》：“别人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是胡乔木理清的。”

    胡乔木能有这样的“本事”，考究起来，是有缘由的：

    一是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毛泽东的观点非常明了；

    二是他参与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本书，熟悉了中共党史一系列文件、决定；

    三是他列席了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听了中共高层领导的一系列报告，熟知种种内情；

    四是他具有相当的理论功底和文学修养。

    比之于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比之于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起草《决议》的难度要高得多。胡乔木担当起这一重任，从此确立了他的“中共中央一支笔”的地位。

    当然，胡乔木只是《决议》的最后执笔者，而《决议》本身是延安整风运动大学习、大讨论的结晶。毛泽东精心修改了《决议》。如今所保存的《决议》原稿上，还可看到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修改的手迹。

    《决议》原计划交中共“七大”讨论通过。后来，为了使中共“七大”能够集中讨论中共关于抗战建国的方针，经准备出席中共“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于1945年4月20日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决议》分析、批判了中共历史上一右三“左”的错误，特别着重于对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作了批判。《决议》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肯定了此后在中共全党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决议》指出：

    “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决议》起草过程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曾把三次草案都送给王明看。在1944年4月20日，《决议》获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那一天，王明发出长信致任弼时阅转毛泽东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王明写道：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