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四、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至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的工作。

    五、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三十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六、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是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

    在作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之后，胡乔木引述了恩格斯的名作《论权威》，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亦即权威，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

    虽说胡乔木并不赞同“反右倾”，但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必须在政治上维护毛泽东。这番长篇发言，是胡乔木的公开表态，意味着他要从被动转为主动。

    胡乔木这一长篇发言，毛泽东听了颇为满意。翌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内中不指名地提及胡乔木：

    “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是我们的人。”

    “俱乐部”，指的是以彭德怀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代称）。“秀才们”，包括胡乔木、田家英，也包括陈伯达。

    这么一来，胡乔木解脱了！

    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十八年以来，一直紧跟毛泽东，平平稳稳。虽说不久前毛泽东就陈云一事批评了他一回，不算太严重。这一回庐山上，可谓惊心动魄，胡乔木差一点进入“俱乐部”——倘若那句“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传入毛泽东的耳朵，知道是他说的话，那就麻烦了。

    他还算“机警”，知道风向不对，马上作了那长篇发言，度过了政治危机。

    不过，从此之后，他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潜在的裂痕。这裂痕，他知，毛泽东知，表面上却仿佛一切如常。

    吴冷西曾这样回忆庐山会议中的处境艰难是胡乔木：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乔木同志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关节。在会议前期，即所谓“神仙会”期间，乔木同志带领我们起草会议纪要。他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并系统地写入会议纪要初稿。当初稿受到一些仍有强烈的“左”倾情绪的同志的指责之后，他又在坚持少奇同志提出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原则下，力求照顾各种不同意见，对初稿加以修改。当修改稿出来以后，会议突然180度转向反右倾，《纪要》受到了更激烈的指责。有些同志把它同彭老总的意见书相提并论，横加攻击。乔木同志和我们这些参加起草的人也受到似是而非的批评。乔木同志当时既迷惑又沮丧，眼看持续半年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打断了。有好几天他一句话也不说，脸色阴沉，心事重重。直到毛主席讲了“秀才是我们的人”之后，乔木同志以大局为重，振作精神，为全会起草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