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不再使用那些曾流行甚广的“左”的政治口号。

    在1979年11月，全国笫四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周扬在大会上作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主题报告。在起草这一报告时，胡乔木曾与邓力群一起，致函胡耀邦、周扬，赞同报告的初稿中纠正一些“左”的文艺口号，并提出看法：

    周扬同志报告稿已遵嘱看了两遍，有些不成熟的意见写出仅供参考。

    （一）整个稿子似可开门见山，由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说到文艺发展的新时期，文艺在新时期的任务、文艺组织的新的工作方法。全文的关键似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新的提法，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过去的提法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但现在不必加以批评，还是要给以历史的积极的解释和估价，因为它是当时时代的产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但现在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我们想这可能是这次文代会能否开好的一个关键。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年，积累了太多的痛苦和委屈，大家都希望更上一层楼，一定要使人一新耳目，才能振奋人心。至于新的提法似可考虑用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争取社会进步，但这只适用于文学、戏剧、电影，对美术尤其音乐就不适当，因此也可加上耀邦同志提的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的意思。文艺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只能这样服法，不能规定作品的主题和题材，文艺当然可以表现四化，但决不能解决八字方针一类的问题，否则社会重复几十年的积弊，使文艺陷入困境，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失望。

    （二）文艺与党的关系如何提要特别慎重。文艺究竟需要什么性质、什么范围的领导？这个问题要打破条条框框彻底研究一下，因为不正确不适当的领导有不如无，世界文艺历史并不是由于党的领导而发展起来的，就是社会主义文艺，也是文艺家本人创造性劳动的结果，而不是领导的结果，领导无非是某种帮助和服务而已，这与科学、哲学完全是一样的，领导决不能创造出科学家和哲学家，党的领导是通过建立一种更适宜于科学、哲学、文艺发展的条件而实现的，任何对领导作用的夸大都只能造成反科学、反哲学、反文艺的后果。在这些方面我们都亲历太多，不能再沉默了。因此，我们希望报告稿能：（1）确定领导的含义，尽量减少各种各样的领导。（2）对文联、各协会与文艺工作者的关系作出切实而有益的规定。（3）报告全文尽量用建议口吻而不用号令口吻。

    （三）历史的叙述是否可考虑把时间缩短，范围放宽（整个文艺界，而不是一小部分和一个地区）。因为许多问题一时难以作出结论，是否由现状出发，在为解决当前工作所必须涉及的问题才涉及一下，而不作系统的回顾。

    意见提得很匆忙，考虑不周，敬请原谅！

    此后，在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胡乔木当选为书记。书记处的成员如下——

    总书记：胡耀邦。

    书记：（以简体字姓氏笔划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

    这时，胡乔木在党内的职务，已比“文革”前高了——那时他只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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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