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起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的分寸，既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又批判了毛泽东的晚年严重错误。
《决议》指出：
“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决议》也尖锐地指出：
“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决议》还指出，对于“文革”，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
《决议》对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一系列“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使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毛泽东“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而“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
“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中共作为执政党，在《决议》中这样历数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是不容易的。何况，起草小组的负责人，乃毛泽东当年的政治秘书胡乔木，也是不容易的。没有那“九年面壁”，胡乔木是写不出这样的《决议》的。
从反右派，大跃进，庐山反右倾，“四清”抓“走资派”，直至十年“文革”——毛泽东晚年的越来越严重的“左”倾错误，《决议》清楚地理出了这一脉络，加以批判。
但是，《决议》又指出：“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决议》对于华国锋的评价，也是客观公正的：既指出“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又批评了他一系列“左”的错误，特别是由他主持的中共“十一大”“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决议》公布之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香港《明报》社社长查良镛（亦即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
“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主要是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评价，一般觉得比想像中的为好。因为其中缺点与错误的部分，本来一般预料不会说得这样多而透彻。现在的决议说得相当坦白而公正，实事求是。”
《决议》的公布，意味着中共从指导思想上真正完成了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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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