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怕见官。”在季羡林看来，老同学胡乔木已经是个“大官”，作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季羡林极力避免“攀龙附凤”之嫌。胡乔木的“官”做得越大，季羡林越是与这位老同学拉开距离。如同季羡林所言：

    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了，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

    终于有一回，季羡林去了胡乔木家中。

    1986年冬天，北京大学学生有一些爱国的活动，引起胡乔木的关注，很想找季羡林聊聊，听听他的看法。当时，胡乔木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前往北京大学看望季羡林，诸多不便。他征得季羡林的同意，把他接到中南海住所。那天上午，胡乔木跟季羡林一见面，就说：“今天我们是老校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

    季羡林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看法：“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和教育……”

    胡乔木一直静静地倾听。最后，他说完全同意季羡林的意见，并且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

    中午，胡乔木请季羡林在家中一起吃饭。季羡林回忆说：

    他们全家以夫人谷羽同志为首和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乔木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儿，也就一清二楚了。

    这一回去胡乔木家，使季羡林对胡乔木的生活情况有了直接的了解。

    不过，胡乔木的“官位”和季羡林“知识分子传统心理”，毕竟还是阻碍了季羡林对于老同学的交往。他从不主动提出去看望胡乔木。

    直至1992年，胡乔木病重，季羡林这才决定去医院看望胡乔木。胡乔木见到老同学，非常兴奋，久久地握着季羡林的手。

    这是季羡林与胡乔木的诀别。不久，胡乔木离开了人世。

    在胡乔木逝世之后，季羡林对胡乔木不再“回避”，深情地写了《怀念乔木》一文，发表于《大地》月刊1994年第2期。季羡林追述自己对于胡乔木的“回避”心理：

    “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决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风过耳边。”

    季羡林此时道出了对于胡乔木的真正的感情：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指邓力群——引者注）同他并列，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我同乔木相交六十年。在他生前，对他我有意回避，绝少主动同他接近。这是我的生性使然，无法改变。他逝世后这一年多以来，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倒常常想到他。我像老牛反刍一样，回昧我们六十年交往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乔木是了解我的。有知己之感是件好事。然而它却加浓了我的怀念和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