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学家程千帆教授评价聂绀弩的诗是“诗国里的教外别传”，是“敢于将人参肉桂、牛溲马勃一锅煮，初读使人感到滑稽，再读使人感到辛酸，三读使人感到振奋”。

    就是这样一位“另类”的诗人，就是这样一本“另类”的诗集，却引起胡乔木的关注。胡乔木爱诗，懂诗。他在序言中，盛赞聂绀弩的旧体诗。

    胡乔木写道：

    “绀弩同志大我十岁，虽然也有过几次工作上的接触，对他的生平却并不熟悉，因而难以向读者作什么介绍。”

    “作者虽然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苦境中，却从未表现过颓唐悲观，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观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这确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所写的虽然大都是格律完整的七言律诗，诗中杂用‘典故’也很不少，但从头到尾都又是用新的感情写成的，他用了不少新颖的句法，那是从来的旧体诗人所不会用或不敢用的。这就形成了这部诗集在艺术上很难达到的新的风格和新的水平。”

    胡乔木在序言中，对聂绀弩的诗作出高度评价：

    “热烈希望一切旧体诗新体诗的爱好者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按照中国文坛的惯例，通常总是求人作序。尤其是由“头号文化首长”作序，必定是作者再三请求。聂绀弩旧体诗集《散宜生诗》一出版，人们见到诗集之前印有胡乔木写的热情赞扬的序，以按照惯例推理，一定是聂绀弩本人或者通过“特殊途径”而得到胡乔木的序。不过，人们也同时感到惊讶，聂绀弩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他怎么可能去求“头号文化首长”作序呢？

    面对友人的质询，聂绀弩坚决否认曾经请求胡乔木作序。聂绀弩向来说真话。友人当然相信聂绀弩不可能请求胡乔木作序。

    确实，为聂绀弩的诗集《散宜生诗》作序，完全是胡乔木主动提出来的。于是，胡乔木怎样看到聂绀弩的诗的？成为文人们进行“考证”的一个问题。

    上海老作家何满子先生发表了《〈散宜生诗〉逸事补》一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得出结论：“我至今还相信是绀弩的某一熟人向作序人卖好（或自作主张求序）而献上的。”

    胡乔木的秘书黎虹作为见证人，写了《也谈胡乔木为聂绀弩〈散宜生诗〉作序》一文，记述胡乔木为聂绀弩的诗集《散宜生诗》作序的起因及经过：

    1982年夏天，胡乔木带领写作班子在玉泉山起草十二大文件。有一天，胡绳带来一本香港出的聂绀弩的《三草》（即《北荒草》、《南山草》、《赠答草》的合集），被胡乔木看到了。他看后大为称赞，说聂绀弩虽经二十多年的磨难，却能写出如此乐观、诙谐的诗篇，实在难得。当时李慎之（也是写作组的成员）即将胡乔木的话传给了聂绀弩。聂于1982年6月8日致信胡乔木：“纶音霄降，非想所及，人情所荣，我何能外？恶诗臆造、不堪寓目，竟遭青赏，自是异数。”聂绀弩还随信送给胡乔木《三草》一册。

    7月4日下午，我陪同胡乔木去看望了聂绀弩。

    7月上旬，胡乔木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版聂绀弩根据《三草》补订的《散宜生诗》，就向该社社长韦君宜要来清样，并主动为这部诗集写了序言。

    黎虹还回忆了胡乔木去看望聂绀弩的情景：

    聂的住处是在（北京）劲松一区111楼五门三层302号。当时聂老卧病在床，哮喘比较厉害。他的夫人周颖身体也不好，全靠湖北京山老家来的一个亲戚帮助照顾。胡乔木见此情景，首先问他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周颖提出，她的亲戚是农村户口，由于没有粮票，不能长期留在身边，希望能解决她的北京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