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毕竟距离北京有一千多公里，作为上海《文汇报》的总编辑马达，只应胡乔木之召，在那两天中作了三次谈话。

    《人民日报》则不同，就在胡乔木鼻子底下。《人民日报》总编辑与胡乔木的接触，就要比马达多得多。

    胡绩伟是《人民日报》原总编辑。他是胡乔木的老部下。他曾说：

    1939年底，23岁的我离开成都，离开生我养我的巴山蜀水，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

    中央组织部早已安排了我的工作，让我到中央青委报到。接待我的是当时在中央青委负责宣传工作的胡乔木。他知道我在成都编过三年报刊，分派我到《中国青年》杂志当编辑。他对我说：“你有编辑工作的经验，只要熟悉一下党的方针政策，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1977年1月，中央正式任命胡绩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胡绩伟与胡乔木有着诸多交往。1994年2月，当我的《胡乔木》一书初版本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关注这笫一本关于胡乔木的长篇传记。

    1996年5月24日，我在北京胡绩伟家中采访他的时候，刚见面，性格直率的他就对我说：“叶永烈，你那本《胡乔木》是你所有的书中最糟糕的一本！”

    我问他：“怎么糟糕？”

    胡绩伟说：“你的《胡乔木》一书，只写了胡乔木的一面。其实，胡乔木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

    胡绩伟向我说了他所接触的胡乔木。他以为，写胡乔木，不可不写“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胡乔木，不可不写与周扬进行“人道主义”论战的胡乔木。

    其实，胡绩伟所说的，也就是王蒙回忆文章中那句欲言又止的话：“我感到了胡与周的相恶。”

    按照周扬一生思想轨迹，可以说可分为“两个周扬”：

    “文革”前的周扬是众所周知的“左派”文艺理论家，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文艺沙皇”。那时候，中国一次又一次文学“批判”，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直至在“反右派运动”中批判丁玲、冯雪峰……周扬都是冲锋在前，都是运动的领导者。

    然而，在“文革”中，姚文元的一篇“宏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把周扬打入十八层地狱。

    经过“文革”中的九年监禁，周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文革”之后，周扬焕然一新。晚年的周扬是反思的周扬，是改革的周扬，是批判极左路线的周扬。

    胡与周，本不“相恶”。在延安时期，在建国初期，在“文革”前，胡乔木与周扬并无歧见。他俩同为中共两支笔，尽管两人个性并不相同，胡乔木拘谨而细致，周扬洒脱而豪爽。如同邓力群所说：“几十年来，我没有看到他放声大笑过。人们都高兴的时候，他往往又为未来的什么事忧虑起来了，考虑着下一步要做些什么，该怎么做。”

    “胡与周的相恶”，是在“文革”之后，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为激烈的爆发是在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战，而《人民日报》则是这场论战的焦点。

    胡绩伟是在1982年年底辞去《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中央任命他为《人民日报》社社长，而原先的《人民日报》笫一副总编辑秦川担任总编辑。

    胡绩伟说：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3月7日，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科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了学术报告会，周扬作《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学术报告。为准备这个报告，周扬邀请了上海文艺评论家（原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顾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参与起草。报告结束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