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内外的区分。由第二阶段再向上追溯，就是所谓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此时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宇宙万物处于最初的原始状态。

    此外，在《天文训》中也谈到宇宙天地的创生问题，作者认为天地万物的生化经历了从道至虚廓，再至宇宙，再至气，再至天地阴阳、四时万物的过程。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故日太昭。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至于阴阳、四时、万物的产生，则是由于天地之气合散的结果：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这种对宇宙万物创生过程的解释极有见地，其基本观点与现代宇宙学关于宇宙创生的假说暗合，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人的智慧以及对自然的探索精神。

    《淮南子》对人生观问题也有充分的论述。作者认为大丈夫处世应遵循道的准则，纵志舒节，与时俯仰，针对当时社会人们拘拘于功名富贵、荣辱得失的现象，作者认为真正伟大的人应胸怀凌云之志，以道做为终极关怀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拓宽生命的境界，使生命获得最大的意义：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活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去凌霄，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以驰大区。可以步而步，可以骤而骤，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原道训》）。这种气魄是何等的宏大！作者最羡慕的是性合于道的真人，认为真人能还本返朴，与道合体。他们恪守人的本性，无思无为，卓然独立，与宇宙万物相感相应。因此，只有真人才能领略到人生的真正意义，是大道的最完满的体现者。

    在论及与生命紧密关联的死亡问题时，书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作者认为生命与死亡、成功与毁坏，都是物质存在的不同形式，两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一般人总是热衷于生命的快乐，而对死亡则心怀恐惧。作者认为这种态度不是达人所持，而是庸人的一偏之见。作者主张对死生不应过于介怀，尤其不能将爱憎喜怒加于其间，应懂得生与死都是天地造化的自然流变，是气化的不同环节。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于有形之类，犹吾死之沦于无形之中也。然则吾生也，物不以益众；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间者乎？（《精神训》）天地造化万物就好像陶人制造陶器一样，陶人把土制成盆盎等各种陶器，表面上看似乎与土有分别，但在本质上仍然不过是土；反之，当陶器破碎时，它们不再拥有盆盎之形，似乎是一种毁败。但实际也不过是返回到它们的原初状态，跟它们为盆盎之时，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何况始吾未生之时，焉知生之乐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乐也（《俶真训》）！在达人看来，死亡对人来说是一种长久的休息，通人因此无需对生死做过多的关注，而应心存道化，与天地造化共呼息。

    对现实人生和百姓疾苦的关注，在《淮南子》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书中有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就是对治国之道的探索。作者认为，终极之道既可用于治身，又可推及于治国，治国之道与治身之道是贯通的。该书始终以至高无上的道做为立说的根基，通过贯通古今天人来探索治道之本。作者首先对所谓至德之世进行了考察，认为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天赋本性朴实纯厚，智诈尚未萌发，因此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天然地与道契合。此时既没有仁义礼乐，也没有君臣主仆。人们仰承天和，隐然自成，享受着至纯至粹的人生快乐。

    伴随着宇宙的演化进程，那始初的大朴渐渐离散，世俗的风气也随之衰颓。到了伏羲氏统治时期，人类便开始萌发智巧之心，走向与自然分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