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错误的，即使是常给朝廷出谋的卿相，也不一定非用不可。是非曲直，不是以地位贵贱尊卑来确定的。所以英明的君主听取群臣意见时，如果他的计策管用，就没有必要因他的地位低微而羞于采纳；如果他的意见可行，就没有必要嫌他嘴笨而不去采纳。但是，昏庸的君王却不是这样。他喜欢那些熟悉的习性相近的人，即使是行为不正派，也装作不看见；而那些他所疏远、被看不起的人，即使是为他竭力效忠努力工作，也只当不知道。或者将那些进善言的人抢白得哑口无言，或者对直言进谏的人套以罪名无辜诛杀。像这样的昏主还想光照四海、抚慰万方，这就像堵塞耳朵听音乐、蒙着双眼看颜色，实际上他离耳聪目明还远着呢！

    法是天下社会的度量标准，也是君主手中的准绳。社会制订颁行刑法，是为了依法惩处犯法者；设置实行奖赏制度，是为了奖赏有功之士。这种刑法和制度一经制定，符合奖赏制度的就要嘉奖、触犯法律的就要受罚。尊贵者触犯法律也不得减轻处罚，卑贱者犯了法也不会加重处罚。犯法者尽管贤能也一定严惩，守法者虽然无能也不可无端治罪。所以秉公执法风气盛行，徇私枉法之路就被堵塞。古代设置理官，是用来制约民众，不让他们恣意放纵。设立君主，是用来制约官员，不让他们专行妄为。而宗法礼义的制定，又是用来限制君主的，不让他独断专横。这样，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人可以不受限制而放纵专行，那么道就占了主导地位、取得胜利，道取得胜利，这事理就通畅，于是便可返回到无为而治的境地。这里说的无为，不是说什么都凝滞不动，而是说不要任何事情都由君主一个人说了算而不考虑事物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寸的度量是根据禾穗的芒长来制定的，而穗的芒又产生于有形的植物，植物生长又离不开阳光，这就是度的本原。同样，音乐产生于五音，五音产生于十二律，十二律产生于风，这就是声音的根本原理。法的情况也一样，它产生于公众的道义，这道义产生于公众生活的需要，并符合最广大民众的心愿，这就是法治社会的要害。所以，与这些根本、本原、要害相通，就不会被末节搞乱，掌握了这些根本、本原、要害，就不会被繁琐搞糊涂。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产生于人间社会又转过来制约人们使之正派。所以，自己身上有这样的缺点过错，就不要非难他人身上有的同样缺点过错；自己身上没有的优点美德，也就不要要求别人有这种优点美德。由此推出，要求下层民众遵循法律，那么上层君主百官也应遵循法规；禁止百姓民众不能做的事，那么君主自身也不能做。这才叫法制社会。所谓亡国，不是说这个国家没有君主，而是说这个国家没有法；现在说变更法制，并不是没有法，而是有法不用，有法不用等于没有法。因此，君主立法，首先自己要作出执法守法的榜样，这样法令就能施行于天下。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还是一句话，君主如能用法严格地约束自身，那么法令政令就能够在百姓中施行无阻。

    圣明君主治理天下，就好像造父驾御马车：善于控制缰绳、调节辔头来使马儿步伐整齐和谐，通过他平和的吆喝来调节车辆的快慢；驾御马车的法术熟谙于胸中，而竹鞭又紧紧地握在手里；那缰绳的松紧，吆喝声的高低，竹鞭的使用等无不传达他的意旨，而马儿也能领会他的意思。所以马车的进退、转弯都能符合规矩，取道上路多远都能到达，可人马不会感到精疲力竭，这都应当归功于神奇的驾御术。所以说，王位和权力是君主的车辆；而大臣则是君主的驾车马匹。身体还没在车上坐稳，马儿又不听使唤，就开始启动而不出车毁人亡的危险，从古到今好像还没有过。所以车、马不协调，即使是王良也不敢驱车上路；同样君、臣不和谐，即使是唐虞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掌握驾御法术，使管仲、晏婴的才智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