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氾论训
薄；后来发明了耒耜锄头来耕翻土地播种，又制造出斧头砍柴，利用桔皋来汲水，人既轻松又获利丰厚。古时候河流深谷阻绝交通道路，人们交往不方便，于是人们挖空树木，拼合木板做成舟船，使各地的人和物产得以运输，互通有无。又因为人们到千里之外全靠徒步行走，肩挑背驮非常劳累，于是发明了车子，用马牛拉拖，这样人坐车到远方也不显得劳累；还因为猛兽凶禽伤害人，无法防御抵抗，于是人就熔铸金铁，铸成兵器、刀具，这样凶猛的禽兽就不再危害百姓了。所以人是被迫逼艰难就会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被祸害困扰就会发明防备的器具，人们是各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避开有害的东西，趋于有益的东西。既然常规不可遵循，器械不能因袭，那么先王留下的法度也不是不能改变的。
按照古代的各种礼制，子女婚姻是由父母作主、媒人牵合，虞舜不禀报父母就娶了娥皇和女英，这是不符合古礼的；确立嗣子要立长子的制度，文王不立长子伯邑考而立伯邑考的弟弟武王为嗣子，这是不符合古制的；同样，古代规定男子三十岁才能娶妻，文王十五岁就生下了武王，这是不符合古法的。夏后氏时代的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堂屋的东阶上，而殷朝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厅堂的楹柱之间，周朝人死后则将灵柩停放在西阶上，这些都是殡礼不同的地方；有虞氏时人死后用瓦棺，夏后氏时代人死后用土棺，而殷朝人死后用椁，周朝人死后用的灵柩还需用布帐装饰成扇的形状，这些都是葬礼不同的地方；夏后氏时代人在黄昏祭祀，殷朝人在中午祭祀，而周朝人则在早晨祭祀，这些都是祭祀习俗的不同。尧帝时用《大章》，舜帝时用《九韶》，夏禹时用《大夏》，商汤时用《大瞉》，武王时用《武象》，这些都是音乐舞曲上的不同。所以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的德泽都能遍及天下，三王治理政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都能名扬四海流传百世，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能够根据时势的变化而来制定礼乐，就好像师旷调整瑟柱、上下移动时没有尺度来衡量，却无不符合音律。所以能通达礼乐情理的人制作出恰当的礼乐，这是说他内心世界有一个谱作主宰，因而能对规矩法度掌握得非常恰当合适。
鲁昭公有位奶妈，昭公十分敬爱她，奶妈去世以后，昭公破例为她守孝，所以就有了为奶妈守孝的礼节。阳陵国侯杀死了蓼侯，并抢走了蓼侯的夫人，所以从此以后举行大飨祭典时废除了由夫人执豆的礼仪。由此看来，先王的制度，不适宜的就废除它；而近代的处事方法，如果是好的，就加以继承发扬。所以是礼乐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礼乐是圣人制定的，并不是圣人受礼乐限制的；治理国家虽有常规，但必须以便利民众为根本；政令教化虽有常法，但必须以切实有效为最好。如果对民众有利，就不必非要效法古制；如果适合实际情况，就不必一定要遵循旧法。夏朝、商朝到了末世，桀纣不改变陈法导致了灭亡；夏禹、商汤、周武王不因袭旧法却兴旺发达而称王。所以圣人的法度是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礼节随着习俗的不同而改变；衣服、器械各自方便其使用，法令、制度各自适合时宜。所以改变古法无可非议，因循守旧不值得赞美。
百川源头各不相同，但最后都归于大海。百家学说事业各不一样，但都以治理好天下社会为目的。王道残缺才产生了《诗》；周王室衰微、礼义崩溃才有《春秋》产生。《诗》和《春秋》虽然是学问中的极品，但却都是衰世的产物，儒家用它们来教导世人，哪里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事情来教育世人！如果认为《诗》《春秋》是讲古代的道理而推崇它们，那么还有没产生《诗》和《春秋》的远古时代呢！与其称颂王道破残时代产生的《诗》和《春秋》，不如称颂更早的王道完整的时代。与其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他们的言论；与其听他们的言论，不如了解他们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