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县农民约30万，自耕农占百分之七十。县政府对粮税之浮收甚大，每洋一元，收铜元4串，约合当时国库券4元，中央票2元，该县驻军为二军第五师一部和二十一军一小部，约三四万人，暂编十五军一小部，约四五百人，二军对民众团体的态度是：不“左”倾便不过问，“左”倾而又有人控告即调查制裁。二十一军是土匪，白昼行动。

    公安、石首的 农民很勇敢，在民校左派同志领导下（因为我们在该二县力量甚小），杨森东下，农民曾与之作战数次，两县农民虽受牺牲，但杨军亦不敢入境。两县枪支，共约600支，在县民校指导之下，系人民自卫团的名义。湖南清乡队曾越境来捕该二县的农协委员长，发生数 次武装冲突，结果农民及人民自卫军获胜。当时该县工作的计划，第一要拿武器，用购买或收编各种方法进行。第二是恢复组织，杀土劣及其所领导之土匪，第三作抗租抗税的斗争。

    武汉国民政府反动之后，鄂中、鄂西、鄂北各地，白色恐怖遍及城乡，警察局、税务局、团防局还乡团、铲共队都卷土重来，到处杀人放火，掳掠奸淫，只搞得人烟寥落，土地荒芜。受害最大的是农民协会的干部和会员、妇联、学联等革命群众，他们每日东躲西藏，一夕数惊，一经捕获，无钱贿买，格杀勿论。

    郭亮谈到最后说：“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鄂中、鄂西虽然白色恐怖严重，但群众的斗争性极强，各地县的委员也都在暴动后纷纷组织了小股队伍。”

    接着，郭亮又介绍了武汉三镇的情况。武汉三镇在北代军节节胜利之际，本是革命中心所在，自汪精卫叛变革命，宁汉合流，武汉三镇便变成了一片白色恐怖。但是，屠杀并没有吓倒共产党人，他们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了战友的尸体，又继续战斗。贺龙等人到达这里时，湖北省委正计划于年关举行暴动，郭亮等人在这旅馆召开的会议，就是举行暴动的会议。

    郭亮介绍完武汉三镇的情况后，高兴地握着贺龙的手说：“文常，你来得正好，武汉三镇要搞年关暴动，暴动的日子，定在了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之际，趁鞭炮齐鸣时刻暴动开始，你来当总指挥吧，”

    贺龙自然同意。

    当下，贺龙、周逸群参加了会议，卢冬生、史庶元、张海涛等也都参加了暴动准备工作。

    当时，暴动所用的经费和枪支都极缺乏，而省委一时也搞不来，恰好程潜的两个侄子是共产党员，都在汉阳兵工厂工作，一个管军械， 一个管军需，这俩人为暴动准备了部分枪械、弹药和经费。关于这段情由，贺龙后来回忆：

    广东暴动后，我从香港到上海，党决定我和刘伯承、林老一起去苏联。决定1927年11月17日走，坐货仓走。但16日机关破坏，敌人说我到了上海，结果他们先走了。十几天后，我走不成，就想搞红军吧，我与周逸群把想法谈了，要他向总理谈，我说在上海，党负责，上了船，我负责，一到汉口我就能活动了。谈了四五次后，中央批准了，我们就准备走。走前，准备搞两打驳壳枪也没有搞成，到汉口的接头关系，恩来同志交待给周逸群，我在一旁听见，记住了，是‘谢弄北里十七号’。我们带了张海涛、史庶元等由上海坐船去汉口。在轮船上还遇见了一件事，一个国民党特务叫王国祯的，带一个婊子与史庶元搞熟了，即请我们吃饭、打牌。我只带了30元，给3人分头带上，就打起牌来。那特务想赢我们的钱，打下来，我却赢了他七八十元，他又要互相交换地址，我就随便讲了个地址给他。

    到汉口后，到东方旅馆，我们接头关系两个都被破坏了，我就记起‘谢弄北里 十七号’，也没有介绍信，就硬闯去了。会到郭亮的老婆，他们以为我是侦探，由刘鸣先来与我接头。其他人就住下跑走了，接好头，我又去旅馆找来张海涛。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