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长官而自豪。

    由于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不断恶化，战争迫在眉睫。面对动荡不定的时局，董劝妻子带孩子回河北老家去。临行前，董振堂给她买了件毛衣、一个枕头，并交给她十元钱。为打消妻子的顾虑，憨厚的董振堂握住她的手说：“你放心回去吧！我这辈子，你甭惦记我吸烟，甭惦记我喝酒，也甭惦记我嫖窑子。阔起来，我也不会去寻小老婆，就和你过一辈子！”

    董振堂就这样跟妻子匆匆告别了。这以后，他终生坚守自己的诺言，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去爱兵、带兵、研究战略战术、读书、思考，追求探索光明的道路。

    当时，军阀部队里的高级军官，大都生活糜烂，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身为中将师长的董振堂，月薪已有二百多元，这在当时可谓高薪了，却依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每顿饭都是馒头和简单的两菜一汤，然而对下面的军官和士兵，他却非常大方，无论谁有困难，总是慷慨解囊。

    他每月的薪水都交卫兵高志中代管，今天这个连长有困难，他让小高给送去二十元，明天那个营长家出事了，又让小高拿出三十元，却很少往自己家里捎钱。有一次师部参谋郭如岳病了，听到消息后，董振堂叫小高拿出自己的钱给郭参谋买病号饭。过后，又让小高送去二十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董振堂的重义轻财和如此关心下级，深受部下官兵的爱戴，在当时的西北军中，很多士兵称他为“不爱钱的将军”，而有些不理解他的士兵和官长则称他为“傻司令”。

    1929年秋，在董振堂的老部下及好友苏进的推荐下，一位名叫刘振亚的青年来到他的部队，董振堂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任参谋。当时董、苏二人都不知道刘振亚是潜伏下来，没有暴露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且是以后的二十六路军中唯一与党保持联络的地下党员。部队驻扎宁都后，正是在刘振亚的帮助下，中革军委派出的兵运小组：王超、袁血卒、李肃三人才得以顺利打入到二十六路军各部，并发展到有三十多名党员的特别支部。可以说，董振堂在不经意间，早就为革命立了一功。

    国民党军第三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失败后，第二十六路军被推上了最前沿——奉命驻守宁都，蒋介石派嫡系朱绍良部将其仅有的一条退路堵住，企图逼二十六路军与红军作背水一战。官兵们面对这条死路，惶恐不安，加上疟疾流行，死亡的士兵每天都往城外抬，很快宁都城郊新坟密布。许多官兵甚至凄凉的开起了玩笑：

    “我们早晚都得到那儿去报到的！”

    “今天我埋了你，明天谁埋我啊！”

    “兄弟，哪天我不行了，可不能把我丢到荒坡去喂狗啊！”

    ……

    “九一八”事变爆发，激起了广大厌战官兵的强烈愤慨。他们纷纷骂道：“国都不保，还他妈的剿什么共！”那些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官兵，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的号召下，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时任总指挥的孙连仲也想借此机会摆脱困境，遂在电告蒋介石的同时，令全军北上，由董振堂的七十三旅在前面开道。然蒋介石岂容二十六路军轻易离开，当部队开到六十里外的胡岭嘴时，就遭到蒋的重兵阻拦。部队只好开回宁都，孙连仲气的丢下部队到上海治牙，董振堂也愤然离开部队，带着刘振亚来到南昌。到南昌后，他令刘振亚到上海去寻找中共组织，急切的想找到一条出路。出于谨慎的原因，刘振亚当时没有向他表白。

    话转回头，赵博生送走刘振亚、袁血卒二人，立即找来罗亚平，要他拟就一篇南昌行营的电文，内容是“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不仅党国甚，中正亦欣慰不已！”。带着这份电文，赵博生匆匆赶往七十三旅董振堂的住处。

    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