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旅二团的刘营长是黄中岳的老同学，也是不愿参加红军的军官之一，他在给黄中岳的信中写到：“本初（黄中岳的曾用名）：我想回家，我把马送给你，请你给我一点路费。”

    与刘营长思想相同的还有一部分军官，这些人后来由组织安排，在参观苏区、分发路费之后，都将他们送出了苏区。

    建国后任昆明军区副司令的鲁瑞林将军（后曾著书——从马夫到将军），宁都起义时，还是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八二迫击炮连的一名马夫，他的回忆颇具代表：

    “十二月十四日晚，我正在团部放哨，突然听到几声枪声，城墙上放哨的人明显增多了，城门只准进，不准出。我被这一现象搞得迷惑不解。天亮后，士兵们都挤在山坡上交头接耳，大概都预感到一定有什么不平凡的事情发生。突然，团副代替团长下达紧急命令：部队全副武装立即开拔，到南门外的河滩集合。

    “军令如山倒，虽然没吃早饭，部队立即进入城内。这时我特别注意到平时悬挂在总部的那面青天白日旗不见了，被代替的是一面非常醒目的红旗。一路静悄悄的，只有部队的行进声和偶尔发出的兵器碰撞声。许多部队都在匆匆地走着，还有些躲在城内的地主们，拖儿带女，携带贵重的物品，惊慌地尾随在队伍后面，气氛十分紧张。我紧紧地牵着骡子随部队前进，心里胡思乱想，是不是要我们去打红军？还是红军打过来了？左思右想猜不出个究竟来，最后想：管他娘！听天由命吧！

    “等部队到齐后，长官们首先摘下青天白日的帽徽。这时我才明白了那枪声的真正原因，才了解到凌晨口令‘解放’的真正含义。”

    原七十五旅一团一营长周俊鸣的回忆则比较有趣：

    ……剿共之心完全破灭了，再干不下去了，但也不能说不干，如果说不干，给你加一个临阵脱逃的罪名吃不消。于是出了个瞎主义，装病，请病假作壁上观，根本不问部队的事。住在宁都城北门外最边沿一个小村庄里，买了几只老母鸡，带着护兵，每天上山捉蚂蚱喂鸡，苦闷极了，就抽大烟来解闷，好在我没有吃上大烟瘾。突然一个晚上旅参谋长边章五给我打电话，要我到旅部去一下，我回电话说有病不能去，他在电话里一再要求，无论如何要去一下，有重要事情相商。我无法推辞只好去了，天已黑了，到了旅部，看到边章五正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可不能流血呀！”当时我莫名其妙，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在旅部没有看到一个营长，只我一个人，另外有两个少校团副，以后边章五打了电话，要我们三个人同他一起进城去见赵博生参谋长。走到城门口，看到城门已堵死，先扒开一个口子让我们进去，进到城里发现很多巷战设备（以后知道是防备七十五旅的，因李松昆最反动）。到了一个不大的屋子见到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三个人，就是没见到七十五旅旅长李松昆(已调二十五师任师长)。首先赵博生讲话，而且讲得很多，进行动员，他说房子、桌子、筷子是什么人造的，都是工人、农民造的，但是他们住不上房子吃不饱饭……。以后董振堂、季振同讲话，都讲得不多，讲完之后我们表示绝对服从，完了之后已半夜多了，弄了点面条子吃吃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出发，因我患病时无聊，喂了很多老母鸡，回来连夜把鸡杀了，煮了一大锅，煮熟后挑着走了。

    第二天天将明就看到四面八方打着红旗，来了很多担架队，每个担架上都挂着用蒲草做的米饭包，来宁都城抬伤病兵。未暴动以前有了伤病员根本找不到来抬，现在排成大队还带着饭，打住红旗，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的新现象……

    在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中，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不恰当地强调阶级成分，使部分本来愿意留下来干的起义军官情绪波动，提出请假离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