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力红军在北线连连受挫，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便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的防御作战。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与敌人进行正规的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此来制止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样又打了一段时间，毫无疑问仍是被动。恰在此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通电反蒋并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

    蒋介石在抚州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沮丧。因为十九路军是这次围剿的东路力量，承担扼守闽西及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的任务。如果东部防线崩溃，如果这五万“叛军”与江西十万红军和在了一起，精心策划的第五次“围剿”将破产不说，闽、赣结为一体后凭借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再加上十九路军掌握的福建出海口，外来援助将源源不断进入，后果不堪设想。蒋介石立即改变军事布署，暂时中断对苏区的围剿，从进攻苏区的部队中抽调了11个整师，用于应对福建的十九路军。

    对此大好时机，毛泽东及时提出建议：主力红军应在此时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等地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迫使敌人回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从而粉碎敌人向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彭德怀也致电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转中央领导人博古：“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左倾领导者实行关门主义，拒不采纳毛、彭的正确建议，仍把主力红军从东线调到西线的永丰地区，去进攻蒋军的堡垒，让十九路军单独同蒋军作战，使红军丧失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最佳时机。

    蒋介石开始以重兵围剿十九路军，面临危境的福建人民政府曾多次要求红军给予军事上的支持，但左倾中央就是无动于衷。1934年1月，蒋介石在镇压了十九路军后，腾出手来开始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敌集中20多个师分三路向苏区扑来，强敌面前，博古、李德等人错上加错，仍命令红一方面军在各城、镇、村及交通要道构筑碉堡，处处设防，并主动攻击敌人。团村一役，仅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就减员过半，十五师师长吴高群牺牲。接下来，红五军团又被调到南樟、横村一带进行防御战。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五军团遭受了巨大损失，一些以连、排为单位固守的支撑点，在敌人的进攻中没有及时撤出，半数与支撑点共存亡了。

    这种与敌人硬碰硬的打法，使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和指挥员大量减员，虽由地方补充进来不少新战士，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进行最基本的军事训练，就不得不投入前线。这样一来，部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五军团第十三师是宁都起义的老底子，一支很能打硬仗的队伍，师长陈伯钧在视察一次新兵训练时，发现实弹射击十人竟然有九人脱靶，这样的成绩令他感到极度担忧。

    五军团如此，其它主力军团在各地的作战也都没打好。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给军委写了一封信，大胆直言军委在指挥上存在的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损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这是军委最大最严重的缺点。

    （二）决心下过之后，对时间的计算及不精确，致各部队不能协同，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三）对个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细琐，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

    （四）对战术原则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分析当地情况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