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重重包围，苦战一天一夜，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少共书纪陈丕显冲出重围，时任江西省委书纪的阮啸仙中弹牺牲，刘伯坚在指挥作战时身中数弹，他的警卫员谢有才拼全力背着他且战且走。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刘伯坚忍痛推开警卫员喊道：“快跑！不要管我，多冲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就这样，刘伯坚为掩护其它同志突围，在江西信丰、会昌交界处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

    刘伯坚被俘后关押在大余，不仅受到敌人反复的刑讯和肉体折磨，还多次被押到城里游街示众，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精神折磨，刘伯坚大义凛然地对主审他的国民党官员说道：“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要杀便杀，何必废话！”

    敌人在他身上可谓绞尽脑汁，却得不到一丝结果。由于刘伯坚曾担任过国民军的政治部主任，协助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国民党军中许多要员都曾经是他的同事。因此，敌人无奈的劝说道：只要办理一个脱党手续，就可重获自由。刘伯坚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说：“我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你们不要再费心机了！”

    审讯的官员带着叹息和钦佩之心再次问他：“你说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刘的回答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息，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

    ……

    在狱中，他回首自己革命的一生，为求工农的解放而奋斗不息。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没有什么可遗撼的，于是写下一首千古绝唱——《带镣行》

    这首大义凛然的诗词，抒发了刘伯坚烈士在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刻，那种视死如归，豪迈的革命气概。

    临刑前一刻，敌人还幻想着他能屈服，面对递上来的纸笔，刘伯坚从容挥笔，给与他一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爱妻王淑振（已在闽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写下一封遗书：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更要用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事业。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了，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敬礼！

    1935年3月20日，刘伯坚在大余县被敌杀害。烈士牺牲十四年后，中国革命就取得了彻底胜利，应验了烈士临走前的遗言。

    原宁都起义过来，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同志不少，但结局都非常悲壮。如前文所述，在中央分局机关工作的十几个干部，项英觉得这些人以前在国民党军队干过，不保险，认为他们“靠不住”。他曾对登贤县委书记陈梦松和县苏维埃主席钟家瑶说：“这些人不可靠，要解决他们！”1935年2月下旬，项英以开会为名，派通讯员将原红五军团的十几个人先后召集到机关，进来一个捆一个。当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他们全部杀掉了。

    毫不留情解决“靠不住”分子的项英，其革命的坚定性是无可置疑的。但要总结这些血的经验教训，准确判断出谁“靠的住”、谁“靠不住”，项英本人也是一头雾水。1941年1月，悲剧再次上演。皖南事变中，已脱离危险的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项英，在睡梦中死于叛徒的子弹。

    打死他的人是跟随了他三年，一贯表现得“无比忠诚”的正营职随从副官刘厚总，一个他自认为最“靠的住”的人。

    宁都起义的功臣——袁血卒和郭如岳都被分在了留守的主力——红二十四师里，袁任师政治部代主任，郭任七十团参谋长。1935年3月9日，袁血卒随项英、陈毅、贺昌率二十四师师部和七十团最后突围，在会昌天门嶂山区遭敌八十九师阻击。为掩护首长、战友们安全转移，袁血卒率领一个大队留下来打掩护，部队且战且走，战士们大部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