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血战湘江
在判断出中央红军的西进战略意图后,立即任命湘军将领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77个团,同时,命令蒋军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陈济棠部4个师在粤湘桂边,黔军一部至湘黔边堵截。企图利用湘江天险,构筑起第四道封锁线,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即所谓的“湘江战役”计划。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及时地向博古、李德等人建议,应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尚未形成包围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杀一个回马枪,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也致信中革军委:以红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国民党军一部,迫使敌军改变部署。同时中央率领其它兵团,进占淑铺、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对于这些正确的建议,博古、李德的态度是一口拒绝。仍顽固坚持他们既定的错误方针,硬往蒋介石布置了40万兵力的陷阱里钻。
11月27日,担负先头部队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师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突破了敌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此时,若全军轻装上阵,把行军速度提升至20~30公里,就能抢在敌人之前顺利渡过湘江。但是在“左”倾领导者的大搬家式的行动中,红军的行军长径达到近一百公里,而且由于携有大量的笨重营具和机器。部队行动十分缓慢,一天只能走10~15公里。一向机动灵活的红军各主力部队此时只能成为中央机关的掩护队,而各路敌军蜂拥而来,湘江边一场血战已不可避免了。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将军对此曾有深刻的回忆:
“当时整个部队连新兵、老兵、民夫、担架加在一起,有七、八万人,其中战斗部队加上直属队还不到一半。这样没有办法打仗,结果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部队。一碰到敌人,也不是想办法积极进攻,只是打掩护,只是跑。跑也应该跑得快,在战术上必须脱离敌人,跑到有利的地方,占领阵地,抵御敌人,但没有做到。战略上也要走得痛快,也没有做到。那时候,如果平均一天走五十里路,就可以跑到敌人前面了。”
根据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的命令,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掩护军委一纵队经雷口关、文市以南前进;第三十四师掩护军委二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该地,尔后向兴安前进。
五军团做为全军的总后卫,在连续突破敌三道封锁线的战斗中,不仅很好的完成了全军的掩护任务,而且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但这次过湘江不同,军团长董振堂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国民党十几万的追兵,他清楚的知道,他必须带领他的部队支撑住这个危局,因为他的身后就是中央首脑机关,如果他顶不住了,那么整个红军将会陷入绝境,党的革命事业也将受到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
想到这里,董振堂紧皱着眉头,焦虑地徘徊在地图前。参谋长刘伯承这时也来到军团部。夜,出奇的静。刘伯承轻声说道:“老董,几夜没合眼,该歇歇了。”董振堂摇摇头:“你不也和我一样吗?”
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类似经历,以及相同之处,比如都不吸烟,都不喝酒,性格也是一样,都喜欢实事求是的看问题,二人也都曾在旧军队里干过多年,又都是红军中的一代名将。刘伯承倒了杯开水,若有所思地讲道:“也许,我们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哟。”
“哦!”董振堂回过头来。刘伯承望着地图,长叹一声讲道:“如果用速度换取一些时间,我们的压力也许会小一些。”董振堂眉头一展:“真不愧响誉全军的刘总啊!你看,中央两个纵队的速度如此之慢,而敌人不断从四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