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敢同党中央抗衡，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有的则更火爆地讲道：

    “咱们五军团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党中央去。”

    “如果他（张国焘）阻挠，咱们就跟他干！咱们难道还怕他不成！……”董振堂平静地回过头来，大家顿时又沉默不语。

    回到军部，董振堂心情异常沉重，主要还是担心在这种状况下朱老总、刘总参谋长的安危，再就是张国焘这么胡作非为的搞下去，红军的出路在哪里？他猜想毛主席、党中央率一、三军单独北上，一定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决定。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抗日方针他是积极拥护的，只可惜5军被分在了左路军。现在这种形势下，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再想想噶曲河边总司令对他讲过的话，董振堂一筹莫展。

    几天以后，局势渐渐恶化。首先，张国焘派来他的亲信黄超任五军政委。他来之后，口口声声叫嚷着要对五军来个根本改造，查抄了五军的电台，致使董振堂与党中央的联络就此中断。接着调走了原五军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又换了一批营、连级干部。还在一次全军干部大会上造谣说：“周恩来、陈庚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董振堂是投机分子、是旧军阀……”等等。董振堂没去开这个会，事后听说到这些无中生有，欲加之罪，董振堂笑了笑，选择了沉默。

    可五军将士们不服气，纷纷来找老首长董振堂。时任红5军教导大队政委的张力雄就曾问他：“首长，今天你怎么没去开会呀？我们都想听听你的讲话。你要是去了，他（指黄超）也没这么嚣张。”

    董振堂考虑了一会儿，慎重地讲道：“因为有事没有去，再说我也不想讲什么。”

    张力雄听后明白了，军长不去开这个会的真正原因，是在用沉默来对抗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以后陆续又有许多同志找到他，董振堂则耐心地教导大家：“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受点委曲算不了什么。关键要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决不能让他们抓到什么把柄。”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委的欧阳毅将军，对这段与张国焘斗争的历史回忆说：

    ……一天，红五军团一个营奉命到阿坝西北20多里的地方去执行任务，张国焘以这个营不听从命令，要叛变红军为理由，要缴他们的械，并把营长抓起来要他承认是叛变。为了把所谓“叛变”红军的罪名嫁祸于朱德，张国焘逼迫朱德对这件事情进行表态。朱德义正词严地说：没有事实，没有证据，怎么能乱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你们这样做不是有意制造分裂，破坏红军内部团结吗？张国焘见朱德态度严明，只好放了这位营长。我奉命把这位营长领回来，他回来后伤心地放声大哭，他告诉我，这些人往死里打他，就是为了让他屈打成招。我一方面喊来医生为他治伤，一方面劝他，分裂红军的是张国焘，审讯吊打他的那些同志是受了他的蒙蔽，不能跟他们计较，那样就上了张国焘的当了，这样他的情绪才稳定下来。在南下途中的一天，五军团收到一封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发来的电报，大意是：五军团的一个排有计划地组织反动武装，企图叛逃，要五军团派得力干部进行处理。情况严重，五军团领导最后决定让我去处理。领受任务后，我分析了情况，认为不可能有一排反动武装，可能是掉队的同志与红九军的同志发生了什么误会。掉队是常有的事，出发时让伤病员先走，军团随后行动，有时忽然改变了行军路线，来不及通知他们，他们就掉队了。在掉队期间没有什么吃的，干出点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就下令清查掉队的人，一查刚好有30个人，一个排。我就赶紧将情况报告了朱总司令。朱总司令说：“你们要注意，不要闯祸啊！”朱总司令的话语透露出自己微妙的处境。此时，朱总司令已经被张国焘折腾成了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