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但是，研究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在极左时代总是让人心惊胆颤。陈云给大家鼓劲。他得知延安时代与自己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一起搞过财经工作的乔培新也已61岁时，顺题发挥说：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也算老年了！你还可以活20年，我不行了，不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

    银行汇报说，他们可以搞到10亿多美元甚至更多一些包汇资金，但是在国内碰到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这样做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和党的路线，符合不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这些问题不解决就行不通。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这样的好事会被这样的问题难住。可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可是悠关政治方向的大问题。

    陈云巧妙地回避了这样的陷阱，没有纠缠在政治是非上的争论上，而是引导大家全神贯注于实践。他说：

    “你说的，一个是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一个是规章制度问题。我看，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 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立一个新的办法，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有条有理，不会和国内冲突的。总之、只要承认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陈云还提醒大家注意实际情况的变化：“过去没有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有些同志没有看到，所以要向他们解释这些……总之好事就是不好做。规章制度要变动一下。道理就是外贸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了。”

    陈云关于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指示、要求和身体力行的表现，对冲破当时外贸领域里“左”的思想的束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解除了一些同志的顾虑，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外贸领域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1974年7月，陈云还把近1年时间对资本主义经济深入系统研究的心得，写成了《目前经济危机与一九二九年危机的比较》、《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等笔记。

    陈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很快给国家创造了极大的现实利益。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把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使手中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是每个国家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虽然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并未丧失，陈云非常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这年5月，陈云经过分析后判断：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平均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算，就是300亿美元。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但根据我们货币发行与商品流通1比8的比例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长的，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

    当时中国手头有一批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陈云认为应该拿出来买黄金保值。这年7月他在听香港五丰行汇报时说明了自己的判断：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合不合算。美元虽软，但在较长时期内仍会是国际主要货币，没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