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原定议题之外的一件重大事情。他说：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本来宣布的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陈云却谈到政治上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安定团结的问题，要求中央解决为薄一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干部以及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与会议主持者的意愿相比较，陈云的发言确乎是“离题”了。这样的“离题”当然是经过他认真的考虑的，是从党的事业的大局出发，是反映广大干部群众的意愿的。

    陈云的发言，实际上是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在此之前的“左”的错误的重大问题。如果这一系列影响大、涉及面广的政治问题能够解决，将使拨乱反正工作大大推进一步，并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打下基础，因而理所当然地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因此，虽然华国锋在11月13日在全体会议上要求大家从当天起转入对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对两个农业文件作了说明，但大家的发言都纷纷冲破华国锋规定的框框，在畅所欲言的气氛下活跃起来。

    从这些发言的热烈程度可以看出，陈云的发言不光是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更重要的是唤起了一种在中央会议上很长时间没有出现的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精神。经过陈云及一批老干部的带动，这种精神很快就在会议中形成了一种越来越浓厚的气氛。这种气氛不仅感染了每一个与会者，而且还推动中央领导核心采取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

    会议出现的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得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肯定和支持。与会者大受鼓舞了，气氛更加热烈。虽然华国锋仍要求大家从26日起转入经济工作的讨论，但是，会议进程已经脱离了他的主观愿望，转入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恢复实事求是路线等更彻底的拨乱反正问题上了。

    如果说讨论政治路线问题是偏离了会议预定的方向，那么还可以说，会议关于经济工作的讨论也与预定的调子差之千里，特别是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计划的安排，受到了很多尖锐的批评。

    搞经济工作，陈云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态度是大家非常注意的。而陈云也一直关注着经济问题的讨论，并进行了慎重而周密的思考。

    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组会议上再次发言，这次谈的是经济问题。

    虽然要谈的是经济问题，但陈云发言首先指出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他说：“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陈云谈这个问题，是针对经济工作方面“左”的错误。虽然会议原定议题没有涉及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问题，但不及时总结纠正“左”的错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经济工作走不出徘徊，还可能重蹈过去一再折腾的覆辙。

    陈云将搞清“实事”称为“关键”问题，是有深刻含义的。表面上，没有人不同意“实事求是”，但实际工作中却并非如此。“左”的影响根深蒂固，还在桎锢着很多人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坚持“左”的错误思想，从教条和主观愿望出发，只看到有利条件，对国情国力的一些问题视而不见，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当时也有不同意见，但受到压制。1977年，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张劲夫反映党组讨论意见，认为财政困难不小，主张对“四人帮”破坏带来的困难要充分认识够，需要进行调整，却受到批评。1978年是拉长基建战线的一年，当年追加投资100亿元，其中第四季度追加 48亿元，财政部说明中央财政要出赤字，战线拉得太长，不宜再追加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