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张国焘的思想，6月20日，毛等致电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国焘的懋功之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种欢迎是真诚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也实事求是地描述了当时场面：

    “六月的一天下午五时左右，在离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央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

    隆重的欢迎仪式之后，两个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坐到一起，开始讨论实质性话题——两军今后的军事方针。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我与毛泽东等在懋功初会时，双方在政治军事以及两军的关系上，就表现了针锋相对的看法。”

    这种针锋相对，首先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表现出来。

    毛泽东要北进，要到川陕甘去。

    张国焘要南下，要到川甘康去。

    毛泽东展示的理由是：两军会合后，总兵力已经达到了10万，战斗力大为增强，北上陕甘不仅有力量保证，而且这里接近华北抗日前线，到这一带建立革命大本营，有助于打开新的局面，发挥共产党的政治作用。

    张国焘展示的理由是：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实力又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于通南巴，对这一带的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休养生息。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北进计划”和“南下计划”所展示出的理由都有它的合理性。它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北进计划”是一个谋长远发展的计划，“南下计划”是一个求暂时生存的计划。

    透过这两个计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张国焘作为两支军事队伍主帅的不同之处：

    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充满着自信和气魄，而张国焘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战役家，举手投足既没有气度也没有气魄。

    “北进”和“南下”泾渭分明。既不能调和，也不能折衷。对于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来说他们的发言实际上就是表个态而已。

    由于“北进”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由于“北进”还有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原因——逐步靠近苏联，以便能寻求接应和支援。因此其他政治局委员都纷纷发言，表示了对“北进”的赞同。

    博古的发言有些辛辣，他挖苦张国焘的计划是“麻雀飞进了阴沟里”，从而引起了张国焘的强烈的反感。几十年后，他在《我的回忆》中仍忿忿地觉得“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和张闻天秦邦宪等留俄派，联合一起对付我的局面”。

    周恩来自然是毛的支持者，但周恩来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平等待人，让坐在一边的张国焘听后不但挑不出毛病来，相反地，对他最后表态赞成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起到了劝说的作用。

    两河口会议最终通过了一个由张闻天起草的、由中央政治局发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