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军团凌晨2时出发。至于名义呢，毛泽东派叶剑英去告诉陈昌浩：部队要回头南下，再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所以天一亮部队就会出去“打草”。陈昌浩没有反对。就这样毛泽东趁着夜深人静率领一、三军团出发了。等陈昌浩发觉时，毛的人马已离开了陈的“势力范围”。陈昌浩则执行了张国焘的命令。这样，右路军一分为二，愿意北上的人继续北上，不愿北上的人则南下回班佑去了。

    对于这种暂时“分裂”，毛泽东说得十分潇洒，“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后来的历史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见，不仅陈昌浩回来了，张国焘也回来了。

    “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毛泽东的北上计划有了具体的目的地毛泽东金蝉脱壳之后，张国焘迅速地将“右倾逃跑主义”“机会主义”“分裂红军”的帽子扣到了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一方面军身上。

    接踵而来的是相互批判。为了占据一个“理”字，将分裂的责任推给对方。双方都颇动了一番心思。

    细心的历史学者注意到，9月10日以后，毛泽东等发给张国焘的电报已经在称呼上作了重要更换。

    首先，对张国焘不再称“兄”，而改称“张总政委”。其次，电报署名不再用“恩来、洛甫、博古、泽东、稼祥”等字样，而改为“中央”。再次，电文中的“望”、“盼”等商榷词，改为了“指令”等命令词。

    在当时，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些文字上的变化是不可能起到什么效果的，但不再称兄道弟，而是以上对下，堂堂正正，立此存照，为的就是占据一个“理”字。

    张国焘为了把这个“分裂”的责任推给毛泽东，也在“理”字上做了文章，但他的文章做得太坏，以致弄巧成拙，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为了占“理”，张国焘除了9月中旬在阿坝召开了以“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为主题的批判大会以外，10月5日竟然在卓木碉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另立“党中央”，自封“书记”，形成决议，发布宣言，认为中央已“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2月5日，张国焘又致电中央，宣称“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张国焘这种毫无斗争策略的鲁莽行动，将事情做到了毫无回旋的余地。

    如果说先期张国焘与中央“北上”“南进”之争还可归结于战略分歧之争、行军路线之争的话，那么，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后，他与中央分歧的性质就成为了组织问题。这对于一个将组织路线看得高于一切的政党和党员来说，张国焘的行为无疑是自绝于党，自绝于群众了。

    相比之下，毛泽东要聪明得多，俄界会议上，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不但给予了否定，而且做了耐心的解释工作，他说：“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因为毛泽东知道，与张国焘的斗争，直接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

    彭德怀在自述中对毛泽东此举进行了评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一方面向全党公布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张国焘的党籍。既占“理”，又留余地。而张国焘为了占“理”，以一个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召开军内高级干部会议，然后就作出了改组党中央，开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籍的决定，不仅打击了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