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汪锋叫到办公室，郑重其事地把自己写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他，要他带着这封信去西安找杨虎城。毛泽东对汪锋说：十七路军是地方实力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受蒋介石的排挤和打击，我们是有可能把他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不过，杨虎城将军虽然好，但他周围有坏人，有国民党特务，与他谈判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要决裂，要谈和；二是对杨虎城部队要作分析，多鼓励其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12月，汪锋到达西安，向杨虎城当面递交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亲笔信。从此，中共中央与西北军进入了共商合作抗日大计的阶段。

    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人在联共抗日前关系不友善，这其间既有东北军与西北军在陕西的地盘之争，也有蒋介石的挑拨离间的原因。但当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剿共的军事停下来，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之后，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穿梭于两人之间，做了许多促进他们团结的工作。在共产党的努力下，他们冰释前嫌，握手言欢了。

    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了敌对状态。尽管有时也枪声不断，但实际上那是张学良、杨虎城为应付蒋介石“围剿”命令而联合红军共同打的一些“假仗”和放“空枪”。甚至连1936年5月底，中共中央撤出瓦窑堡迁至保安，都是为了让张学良向蒋介石交待“剿匪”成果而导演好的。1937年1月13日，红军之所以能开进延安，那也是经过协商，张学良主动移防的原因。

    不久，“西线无战事”的奇特景观被蒋介石的特务们嗅出。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匆匆飞赴西安，亲自向张、杨宣布了他的继续大举“剿共”计划。

    张、杨既下定决心不再剿共，蒋介石又不愿好好倾听自己部下的声音。终于激出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包括捉蒋的一切行动在内，尽管中共中央事前丝毫不知，但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却参与了很多，思考了很多。尤其是毛泽东，从长远着眼，看出了西北形势与中国革命形势的相互关系：只有西北大联合，没有全国的大联合，西北大联合必然是暂时的和不牢固的，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全国的大联合，就没有实现全民族抗战并争取胜利的基本条件。正是有了这个认识基础，中共中央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不遗余力的努力。

    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等软禁12天之后，终于允诺了西安“三位一体”提出的六项条件，恢复了自由。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尽管他背信弃义囚禁了张学良，但他毕竟还是实践了自己停止剿共军事、共同抗日的承诺。正如1937年3月6日，毛泽东在给任弼时的电报中所说的“西安事变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

    至此，中共中央初步实现了以西北大联合促进全国大联合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