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抛开抗战所处的阶段和我军的实力，反对党把工作重心放在敌后农村，轻视游击战，竭力主张保卫武汉，是“城市中心论”思想在作怪。而且，最重要的是，王明忘记了一个事实，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当权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当权，蒋介石当家。如果真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会正如蒋介石之愿，把共产党溶化掉，把人民军队的老本都丢掉，当蒋介石抗战胜利后翻脸的时候，共产党就会陷入被动。一切听命于国民党，已有了陈独秀的教训。而1936年的西班牙则不一样，在西共掌权执政的情形下，号召“服从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当然是正确的。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不能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没有它打不败日本，共产党自身难以生存；但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也决不能丢掉了独立性，混同于国民党。否则，将合作变成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自己失去可能发展的机会。

    为什么王明这位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一回国就与毛泽东闹别扭呢？

    如果我们把历史镜头作些回放，就会理解王明上述表现。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出生，安徽金家寨人。他于1925年入党，在中共领导层中无疑是个小字辈。当这年他被党组织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他的人生出现重大转机。他对俄语和列宁主义两门课狠下功夫，效果不错，以后，这个年少聪颖的小伙子就凭着流畅的俄语，对列宁、斯大林教导的谙熟程度，得到共产国际代表、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器重，并结识了斯大林。在米夫的一手扶植下，1931年1月，在此前只做过中共上海沪东区宣传干事、中宣部秘书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连跳三级成为政治局常委，并成为中共的实际领导人。不知是“士为知己者死”，还是为了站稳脚跟，总之这个经米夫选种、育苗，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除了会背一些马列词句外别无所长的王明，心甘情愿地做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处处标榜自己“百分之百忠于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还有一个著名口号是：“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心中一点也没有中国。因为害怕白色恐怖，王明干脆人也离开中国，躲进了苏联那个“红色保险箱”，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莫斯科直接领受共产国际精神，对国内的共产党遥控指挥，发号施令。这种情况持续到红军长征开始后中共与莫斯科电讯联系中断。

    在莫斯科，王明更是以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卫道者”面目出现，以他们的意旨为意旨。

    中国发生“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作为一个中共领导人，王明无视日本要吞并全中国的事实，却跟在苏联报纸后面拾人牙慧，坚持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是进行武装进攻苏联的直接步骤”。为此，他不提抗日救国，反而强调“拥护苏联”。他还反复强调“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先决条件”，授人以柄。不仅如此，他看不到争取中间阶级阶层的必要性，把一切资本家、地主、官僚、军阀、高利贷者统统列为“应被打倒的敌人”。

    对王明的极端“左”倾的关门主义，毛泽东作过讽刺：

    “革命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声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惟一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