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泽东不仅自己发愤读书，还组织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读书，提倡党的干部都来读书。

    毛泽东不仅读马列经典原著，而且广泛阅读中外学者的著作，还写下了大量的批注。

    当时正在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亲眼目睹毛泽东的读书情况，在《西行漫记》中记下了这一幕：

    苏联米丁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也作过几千字的批注。

    正是基于对革命事业的巨大责任感和这种强烈的挑战意识，毛泽东到陕北后，就利用西北大联合后陕北局势相对平静的良好时机，阅读可以搜集到的马列原著和其他哲学著作，以极大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

    当初在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由于革命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而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学习和研究不够。这直接影响到共产党人从总体，从世界观的高度，更好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发生的许多失误与此有密切关系。因此，毛泽东自己努力学哲学外，还组织大家，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哲学。1938年9月，毛泽东倡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由理论家艾思奇、何思敬负责主持。领导人和哲学家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在新哲学会成立那天，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酒席请客，以示庆贺。

    引言

    1936年9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通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刘、彭，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张闻天领导成立了《资本论》小组，有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等一批理论家参加。他们编写了《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研究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毛泽东曾自述10多岁才出山求学，读了几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几年资产阶级的书，到年才第一次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和红军将士又长期在山沟里打游击，接触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太多。因此，教条主义者进入中央苏区夺权时，就把一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军事顾问李德也曾嘲笑毛泽东是“无知的乡巴佬”。甚至在遵义会议以后，对毛泽东不服气的教条主义者还在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如有的人说：“毛泽东是精通孔孟之道的人，有这方面的学问，也精通国情，善于在农村活动，所以，他只能用孔孟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办事。”“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不够，不能成为党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