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其政党的尾巴，结果使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所独得。

    在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阶段，中共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统一战线上又实行错误的“关门主义”政策，他们总要求革命力量“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笔直又笔直”，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同盟者赶到敌人那边去，导致了同右倾投降主义相同的恶果。

    毛泽东总结党运用统一战线法宝的历史经验教训，指出在统一战线中要注意的问题。首先要正确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明确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中国，民族压迫是最严重的，一定程度上，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但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又容易动摇变节。对此，无产阶级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其次，中国的买办性资产阶级营垒也不是铁板一块。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的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时，中国无产阶级有必要和可能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这样，无产阶级便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付最主要的敌人。

    最后，毛泽东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在统一战线中，千万不能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使之变成自己的尾巴；也不能忽视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叛变革命的事实，必须同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不联合，党不能前进，力量不能扩大，革命不能发展；不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会瓦解，会在联合中失去地位，为他人做嫁衣裳，革命会失败。斗争才能团结，无原则妥协退让会断送统一战线。

    共产党的第二个法宝是武装斗争。

    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这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毛泽东非常赞同斯大林这一观点。

    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野蛮的没有民主的半殖民地大国，武装斗争是最好的、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是18年来，共产党拿血换来的经验。同时，“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在中国，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这一思想起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欧洲各国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但是，即使是犯有冒险主义错误的李立三，也认识到中国与欧洲不同，指出：“柏林的暴动，可以——并且必然——使整个德国起来响应，巴黎的胜利便是整个法国胜利，但中国却没有任何的重要城市能有巴黎柏林这样的作用。”

    在1928年秋，毛泽东在众多武装起义经验的基础上，在他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两篇论文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1929年3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湘鄂西前委的指示，谈到“今后的出路问题”时，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

    193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