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1）实行“群办公助”，多方吸收资金。资金的来源，主要靠吸收游资，个人入股，同时也欢迎单位投资入股。所得利润，除提取一定的积累和上缴任务外，定期按股金多少分发红利。

    （2）依靠群众管理，民主选举领导人员。社章规定：“每一从事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成员及入股者均为社员。”社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大会半年一次。大会闭幕期间，由民主选举出来的管理委员会和合作社主任总理社务。

    （3）扩大业务，农工商都搞。合作社承担着组织社员生产和消费、生产用品供应的双重任务。

    （4）以多种方法促进个人生产，供销结合。

    这样的合作社既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又增加了个人收入。

    在农民中，主要是办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当时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生产工具缺乏，多旱涝灾害，个体农民无力抵御，农民对生产合作有较强烈的愿望。

    陕北农民曾有两种互助的基本形式，即“变工”和“扎工”。

    “变工”，是拥有土地的农民合作劳动的形式，通常是在农忙时节，两三户农家交换劳动，甚至包括交换耕畜和工具。这依靠的是私人关系，很多时候仅限于亲属之间。

    “扎工”，是有组织劳动的集体雇工。通常是由工头组织10～12个农民，一起受雇于人。

    毛泽东指出，以前由上级组织的合作劳动运动效果不理想，未动员农民群众广泛参与；而“变工”和“扎工”的互助形式中一个靠私人关系、一个有剥削因素。必须取消传统的合作中的不良特点，通过组织新型的小互助组来提高劳动效率。合作经济的发展得依靠全体人民的积极参加，“有人力的出人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多出，少的少出，使人力畜力得到调剂。这样，才能做到不违农时，才能做到及时翻地，及时下种，及时锄草和及时收割”。

    1943年初开始，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农业互助组。据政府的报告估计，1943年春耕前，当时边区30万全劳力中有15%组织了互助组。到夏季，各地有25%～40%的劳动力参加互助组。

    像除草这类农活一般都是互助组干的，因为这类活没有交换耕畜那么复杂，特别容易组织。

    1944年，边区农民的50%～75%参加了互助活动。

    1945年，是互助组的紧缩与巩固时期，参加互助组的人员占28%～45%。

    这就是说，从1943年至1945年间，边区有数以千计的农民用合作的办法来调整他们的经济生活。

    为搞好农业生产互助，党进行了及时的引导，如强调劳动互助组织必须建立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防止出现任何形式的强迫命令，或“抄名单”的形式主义。指出若硬要把某些没有明白互助好处的人，勉强组织在一个“变工”或“扎工”队里，或者造了名单，以为万事大吉，那么生产效率和劳动情绪不但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

    党还指出互助单位规模不要盲目扩大，像“变工”队不应以乡和以行政村为生产单位。因为组织庞大了，会浪费人力，浪费时间。

    为吸引群众参加并取得好的效果，要求对于劳动互助的领导，必须经过群众慎重选择，公举出在群众中有威信、生产积极、有办法的人出来领导。

    在收入分配上也摸索出一套经验。在过去劳动报酬是按劳动日计算而不考虑技术和生产能力。为鼓励拥有土地和耕畜的富农加入互助组，互助组在计算收入时根据劳动和在土地、耕畜和工具上投资的双重基础上进行核算，这样使富农和贫农都受到鼓励，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自愿互利的原则。

    在此基础上形成新式的“变工”组，有了公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