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向来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早在1930年5月，他就深有感触地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书，明确认定：“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单靠“本本”。

    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反对“唯上”“唯书”，呼吁“必须洗刷”这些思想。

    但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无力自由做主，一切须听将令。共产国际也不相信“山沟的马克思主义”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他们信得过的只是靠自己选种、培育的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不幸的是，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上台后，把拥有一套正确主张的毛泽东赶下台，让其先是改做了名义上的苏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即“苏区的加里宁”，最后让其连加里宁都做不成，只能去基层搞调查，却让那些只会背诵马列原著的“小伙子”掌权四载，结果，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虽批判了“左”倾领导的军事指挥错误，接受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解决了生死攸关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但是并没有肯定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政治路线。因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曾在中央苏区得到贯彻并发生很大影响，然而就全党范围来讲，人们对毛泽东的思想了解不够，再加上“左”倾领导人在一个时期内大张旗鼓地歪曲、贬低和批判，使得人们对毛泽东的思想更模糊。遵义会议时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政治路线错误，毛泽东也没有提。相反，为避免过分震动，引起大的争论，对打仗不利，会议肯定了临时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由张闻天而不是由毛泽东来“负总责”。

    红军落脚陕北后，瓦窑堡会议提出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但仍未批评以往的政治路线。

    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央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提出报告。刘少奇根据自己在白区工作的认识、实践，第一次指出四中全会以后的党“在实际工作中部分的保存着立三路线”。

    这一触动引起多数与会者的强烈不满，对“报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四中全会以后只是犯了（一些）错误，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并不是立三路线的继续。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在原则上支持刘少奇的同时，出于策略考虑，说王明时期不是总路线错误，只是若干问题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王明回国后举行的12月政治局会议和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由“左”倾跳到右倾，否定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政策，又为党内多数人接受。

    毛泽东震惊之余，认识到王明由“左”转向了右，根本原因是教条主义；人们接受王明的教条主义，根子在于是党内真正懂马列主义的人不多，必须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因此，他在自己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分析研究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的同时，发起新哲学会等学会团体，组织干部读书学习，希望他们运用马列主义改造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批评王明后，毛泽东吹响了学习的号角。他指出：

    “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是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斗争。所以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东西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团合影。前排左三为王稼祥，左二为毛泽东从这时起，实际上开始了整风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