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思，或死马克思，或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都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已矣！

    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1944年2月26日，周恩来找王明谈话，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

    第二天，王明便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周解释两点：

    “（1）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

    “（2）既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总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有错误缺点，他只“应负一个政治局委员应负的责任”。

    周恩来感叹：“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

    1945年春天到了，延河两岸碧草如茵，延安的山上坡上山花烂漫，延安的人们也喜气洋洋，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在筹备召开中共七大，“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而住在杨家岭的王明，却郁郁寡欢。他作的一首五绝《延安春兴》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

    延河岸草绿，嘉岭山花红。

    春色空依旧，人心感不同。

    为了在召开七大前解决中共的历史问题，3月31日，中共中央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要求“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细致地向代表们和犯错误的干部做思想工作，促进党的团结。

    在延安城西北枣园的毛泽东、任弼时等一方面召集座谈会听取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的意见，继续修改决议稿；另一方面和王明谈话，征求他对历史决议稿的意见，希望他能向代表们表明态度。任弼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先后两次去杨家岭王明的住所谈话，王明态度逐步转变。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月20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一天，任弼时收到了王明的一封长信，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信中他表示：“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中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底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并承认“在小册子（即《两条路线》）中所提出的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意见”，“是从抄袭各种决议而来的”。最后，他认为鉴于他的错误“中央应立即撤销”他在党内的一切领导职务，自己“应该作最接近广大群众的下层群众工作”，一切从头学起，“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于党有用的党员”。

    这是整风以来王明对自己所犯错误作的一次最全面、系统的检查，态度似乎也很诚恳。收信的任弼时非常高兴，在大会上即表示：“我们欢迎他的态度，希望他以后行动中加以实现，不断进步。”

    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说：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是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

    但事实证明，王明信誓旦旦的表白，只是一张空头支票，他欺骗了毛泽东、任弼时等。

    在30年后王明写作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他称这次检讨是被迫的，是考虑到共产国际已解散，再没有什么组织可以申诉意见，如果他拒绝七中全会决议，就会被开除党籍，“那时要进行斗争就更加困难了”。“从这一情况出发，我向七中全会声明，我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