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

    7月16日，周恩来由重庆回到延安。8月2日，中央办公厅组织隆重的欢迎会。周恩来发表演讲，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1942年7月，张闻天高度称赞了毛泽东。他说：中国革命过去的历史证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革命力量就会逐渐壮大，就会逐渐走向胜利，就会转危为安；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即不听毛泽东的意见，或反对毛泽东的领导，革命就会遭到挫折，就会转胜为败，就会从胜利走向困难。

    博古也于1943年7月13日发表《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赞扬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舵手”，表示将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战斗！

    这表明毛泽东已得到全党的衷心拥护，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一杆耀眼的红旗，代表着中国革命理论的最高水平。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明确提出后，逐步为党内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1944年5月，在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邓拓主持编辑出版了5个分册的《毛泽东选集》。这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套《毛泽东选集》。

    对此，毛泽东表示了他的看法。1943年正值毛泽东50岁生日。延安的一些同志想为他祝寿，并同时提出宣传他的思想。凯丰把这个意见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复信凯丰，明确反对做生日。对于宣传其思想，他诚恳地表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做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毛泽东默认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但他坚持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1944年年底，英国《新闻纪事报》记者·斯坦因来访，毛泽东在接见他时说：

    “我也是一个小学生，一个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与和平的话，则群众的观念和经验，必须成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老百姓可以教导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的任务便是倾听他们的意见，学习他们的经验，洞悉他们的愿望和批评，把他们所要的东西的总体规定下来，并把它作为政策交给他们。”

    在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言说：“《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缺点错误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

    在七大的预备会议上，他又说：“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案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

    关于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当时还有一种提法：“毛泽东主义”。

    1942年2月，张如心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主义”一词。

    1944年7月1日，萧三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提出应用“毛泽东主义”来概括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思想方法、战略策略以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