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调整了领导班子，博古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博古虽犯过严重错误，但认识错误后，积极改正错误。博古熟悉马列主义理论著作，能写一手好文章，有过办报经历，思想敏锐，才华横溢。

    毛泽东用其所长，先后安排他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等职。

    整风中，《解放日报》受到批评，有人对博古批评得很严厉。博古感到压力很大，表现很沉闷。

    毛泽东对他说，你有错误，你就检讨嘛！

    由中央派到《解放日报》任总编的陆定一等人主动接近他、关心他，和他一起谈心。

    在大家的帮助下，博古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认真省察自己过去的一切，严格剖析自己，检讨自己的错误，勇敢承担责任。博古得到了全党的谅解，在毛泽东提议后，他在七大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较早认识“左”倾错误，为开好遵义会议出过力，为党做过重要贡献的张闻天，在七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遗憾的是王稼祥。他因在1942年后连年犯病，长时间未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由于许多代表对他缺乏了解，再加上其他原因，未能当选。

    毛泽东得知后，亲自出面做工作。在6月10日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时，毛泽东站起来向代表们作动员。他说：

    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同志。一次“围剿”结束，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二、三、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那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说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尖。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毛泽东继续说：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但他是有功劳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会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说到这儿，毛泽东停了一下，说：

    “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

    同志们考虑的结果是王稼祥成为当选的33名候补中央委员中的第二名。王稼祥在给中央的信中诚恳表示：我因连年犯病，不能参加过去的与现在的讨论，不能很好地检讨过去自己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补偿过去的错误，这对我是一件遗憾的事。他说，假如将来身体能够恢复健康时，再去补做这个工作吧！

    后来在长期的工作中，王稼祥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在选举中，一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物，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提名。

    他是李立三，曾是党的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因犯有“立三路线”错误，被迫到苏联作“检查”，这一“检查”就是15年！其中有一年多是在监狱中度过。1945年初，郭沫若访苏，见到李立三，毛泽东不计其在位时批评自己“右倾”的前嫌，提议李立三选为中央委员。

    这次大会的选举充分让代表行使民主权利，经过自由提名、介绍、讨论、预选、正式选举，体现了党内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的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活，使党在组织上成为一个空前团结的党。

    七大共选举了44名正式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