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起来是不可能的了。”

    爱波斯坦这番话委婉地抨击了国民党对我边区的封锁政策，博得了会场的热烈掌声。

    几天后，外国记者不顾国民党负责人的阻挠，纷纷要求单独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并如愿以偿。

    6月22日，叶剑英参谋长向中外记者作了一个详细的报告，分敌、伪、友、我四方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抗战7年的基本情况。这个全面介绍情况的报告通过记者们的手传出去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已经对国民党极度失望的美、英、法三盟国，开始关注和寄希望于共产党敌后战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再强调美国政府必需给共产党军队以与国民党军队同样多的援助。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后一个月，美军即派出观察组长驻延安，美国官方正式与中共方面打起交道来了。

    谢宝樵、邓友德等看到中外记者在解放区真正得到了民主自由的采访权力后十分担忧。特别是外国记者对延安的真实情况了解越深入，对重庆方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刻，无计可施之后，他们只好以逼迫的手段把全部记者拉回重庆。

    人是离开了延安，但延安对记者们留下的印象是抹不掉的。大部分中国记者们回到重庆后，都能如实地介绍在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就比较客观而技巧地写出了他在延安访问参观后的所得和感受。

    外国记者更以翔实的笔调，宣传介绍了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面貌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战绩。如，福尔曼的《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都在美国、英国产生强烈反响。特别突出的是爱波斯坦，他曾给《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文章，并在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后，直言不讳地告诉人们他的新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