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延安的大手笔：大踏步进退
重庆的最高级谈判，并没有驱散笼罩在中国大地上内战的阴云。如果说，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个掌握着中国命运的人物会面之初，出于各自的考虑，两人都不同程度地还抱有避免内战、缔结和平的意愿的话，那么，经过这场面对面的较量，彼此之间又加深了了解，双方都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仅仅靠谈判桌是解决不了的。
于是，此时的中国政坛将两幅色彩完全不同、极不协调的画面，同时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一方面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谈笑风生，把手言欢；另一方面是双方都在加紧军事行动，试图在谈判桌上增加说服力。
所谓“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重庆在调兵遣将。
延安也在积极进行战争准备。
重庆谈判期间，在延安代理党中央主席的是刘少奇，毛泽东临行前，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甚至同刘少奇作过彻夜长谈，两人的思想彼此心领神会。
延安和重庆，两条战线，刘少奇和毛泽东配合得相当默契。
9月中旬，重庆谈判桌上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在一次会见中，蒋介石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毛泽东可不是软骨头，次日见到蒋介石，巧妙而又毫不含糊地回击了他的进攻：“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谈判桌上有进有退。毛、蒋两人都深知此道。于是，便有了9月17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和赫尔利共进午餐，赫尔利分别约见国共两党代表，劝说双方妥协的一幕剧。
重庆的毛泽东精神疲惫。延安的刘少奇也不轻松，几天来他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替毛泽东解难，让他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的良策。
他一遍又一遍地环视着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终于，一个全国战略大构想——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在刘少奇的脑海里愈渐清晰。
首先，刘少奇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外交，疏通了同苏联的关系。
9月14日，东北苏军代表在先期进入沈阳的八路军冀热辽部队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时任沈阳卫戍区司令部曾克林陪同下到达延安与中共中央商量东北问题。苏联同意在不违背它履行同国民党所订条约的前提下，不限制共产党势力在东北的发展。
其次，从战后国共双方军队所处的位置看，北方也有利于我们的发展。
东北地区自“九·一八”事变被蒋介石丢失后，国民党在那里没有一兵一卒，它要很快控制这块地区比较困难。与此相反，共产党在华北与东北的接合部已创立了冀热辽根据地，军队开入东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另外，东北还有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他们同日本侵略者进行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那里有着较大影响和一定的群众基础。这些都是中共争取东北的有利条件。
然而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刘少奇也仔细想过，那可是蒋介石的心腹地带，他绝对不会留有空隙。日本投降后，蒋日伪合流，大肆抢占江南战略重地，使中国共产党抗战后期“向南发展”战略受挫就是证明。
形势十分明了。东北出现了有利于共产党发展的形势，北方在向共产党招手，而南方却亮出红灯，告示你此路不通。
刘少奇将自己思考中的问题用最快的方式征求在重庆的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得此方案，紧张的精神一下子松弛了下来。
在重庆的谈判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率先作出让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中共仅要求达到全国军队总数的1/7，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