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瞒田不报无法查清的情况，而未能分均匀；第三次，“八月失败”后，又重新分了一次田，仍然是因土客籍的矛盾纷争的缘故而未能分好。

    土客籍之间的矛盾还直接导致了土籍干部和客籍干部之间个人恩怨的形成。

    一天，宁冈县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集中开会。龙超清佩带着一支新缴获的手枪到会，有点沾沾自喜。

    袁文才见了觉得不舒服，就很不客气地对龙超清说：“你是县委书记，管全县的党务，又不要上前线，要手枪干什么！”

    说完后，袁文才竟动手当众下了龙超清的手枪。

    龙超清顿时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他想发作，但考虑到袁文才手握兵权，不宜公开抗衡，只好强抑怒火，忍了下来。

    此后，龙超清对袁文才非常记恨，他多次在党内干部中说自己介绍入党的这个人“匪性不改”。

    对于土客籍的矛盾及其造成的危害，毛泽东深感忧虑。

    为了解决边界土客籍之间的矛盾，为了加强党内的团结，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党内同志之间发生的土客籍矛盾，他既曾出面干预和制止，又曾苦口婆心地劝说和开导。

    陈正人在其回忆文章中写道：“毛泽东为了克服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首先在党内进行教育，指出，土客籍对立，地方主义，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反对封建的土客籍对立和地方主义。并且明确指出，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都是地主阶级搞起来的，天下穷人是一家，工农是一家，要讲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共产党员不能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你是土籍，他是客籍，也不能分县界、区界、乡界，这些都是和共产党的思想不相合的，我们只要分谁是哪一个阶级。其次还靠敌人来做‘反面教员’，敌人来了不管你是土籍、客籍，也不管你是哪个地方的，凡是革命的就一律镇压、屠杀，这样就教育了大家，就是说要在斗争中进行教育。”<bdo>p://ｗ</bdo>

    当然，要解决土客籍的矛盾，光有思想教育还是不够的。

    在组织上，“毛泽东同志很注意既要培养土籍革命干部，也要培养客籍革命干部。在客籍人多，土籍人少的地方，要设法把客籍干部培养上来，乡政府主席或支部书记，要培养客籍人来当。建立、发展党组织时，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客籍中贫雇农中的党员。”

    鉴于边界土客籍矛盾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整治，毛泽东和边界特委便采取了断然的组织措施：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军行动；将既非土籍、又非客籍的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

    多方努力，多管齐下，毛泽东及边界特委消除土客籍矛盾的措施初见成效，边界土客籍之间的矛盾逐渐趋于缓和。

    不过，这种矛盾的缓和只是暂时的。边界土客籍矛盾的纷争和宿怨，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消除，最后终于酿成袁文才、王佐死于非命的大祸。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