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落，要缴到枪，抓到人。”

    接下来，他依据《孙子兵法》上的“走为上策”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毛泽东的总结，既生动，又形象，很快被他的部下所接受。

    不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还只是规定了“打”和“走”的战术。“打”毕竟是主要的，“走”是为了“打”。怎么打呢？选择什么样的敌人“打”？

    1928年初，敌人攻占了宁冈。毛泽东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的战术，组织暴动队、赤卫队日夜骚扰新城之敌，使敌人一日数惊，寝食难安。后来，毛泽东率主力从遂川回宁冈，一举攻克新城。毛泽东把新城之战称为“敌驻我扰”。

    与此同时，中共万安县委领导群众暴动，在战斗中应用“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策略，与敌相持半个月，敌军无可奈何。

    这样，1928年1月中旬，当前敌委员会在江西遂川县城五华书院召开遂川、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时，毛泽东总结了前段党领导红军战斗及万安暴动的经验，首次提出了游击战“十二字诀”：“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这就是后来十六字诀的最早蓝本。它初步奠定了红军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

    在与毛泽东会师之前，朱德也在研究游击战术。他从南昌起义后部队几次作战中得出教训，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敌向我进攻时，决不能跟强敌硬拼。同时他还研究了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的新战术。坪石大捷，就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犁铺头整训部队时，他写下了《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本教材，讲述了游击战术。这样，当毛泽东和朱德会师后，两人就常常一起研究游击战术。

    随着游击战争的深入与扩大，红军的游击战术也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些丰富、具体的游击战术，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游击战争。

    这时候，湘赣边界的红军主力只有4个团，而敌人经常有7至8个团，最多时达18个团。敌众我寡，红军就是靠的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一次次地战胜了敌人。在5月上旬的五斗江战斗中，红军采取优势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歼敌大部；攻打永新县城时，红军采取“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战术，击伤敌军师长杨如轩，使敌人不敢分兵，放哨也得派一批人。

    正是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进剿”中，毛泽东、朱德把红军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

    5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前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援引古今中外战例，作了一个战略性报告，首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让大家分析研究。朱德也对有关游击战术方面的问题发表了详尽的意见。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红军十六字诀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就这样形成了。会后，第二十九团党代表宛希先向驻在永新石灰桥的二十九团基层干部传达了“十六字诀”，并一句一句地作了解释。

    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红四军于5月中旬、6月中旬接连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龙源口大捷，就是一个运用十六字诀的最好的范例。

    1929年4月5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中，第一次将“十六字诀”用文字形式报告给中央，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出的战术，真是跟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发展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大要说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敌进我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