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贫苦农民受压迫太深，他们的身上压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头上悬着地租、赋税、杂捐等数把利刃。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湘赣边界的贫苦农民亦不例外。

    例如，“永新农民大部分是佃农和半自耕农，租率之重甲于西南各县”；土豪劣绅“在正税之下增加许多附税以剥削农民”，甚至搞出了一个“结婚税”。

    许多地方的苛捐杂税已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什么“牛捐、鸡捐、狗捐、门牌捐等”，不仅工农群众反对，甚至连一般的商人也非常地厌烦。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井冈山的斗争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当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时，受剥削、受压迫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

    江西省委在1928年4月1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了永新的农民：“在毛（泽东）军与七十九团抗战之中，农民都是蠢蠢欲动，无奈反动的武装压迫太严，党的组织全无，是以未能实行爆发斗争。据西南的同志报告：永新只要党有相当基础，在反土豪劣绅，打AB团的口号之下，可以马上号召10万左右的农民行动。这话是否是吹牛，但在报告中总可以知道永新农民潜伏待发斗争的形势。”

    湘南暴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席卷20余个县，组织起了起义队伍1万余人。当起义失败，不得不往井冈山转移时，竟出现万余人的庞大队伍朝井冈山进发的壮观景象。

    曾志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湘南农军奔赴井冈山的情形：“许多干部家属看到大部分部队仓忙开走，害怕自己留在家乡会被敌人杀害，于是丢下家门，牵儿带女，扶老携幼，不顾一切地跟在队伍后面，这真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有尚在襁褓中的婴孩；也有拄着拐棍白发苍苍的老妪；有提篮子的、背孩子的、担孩子的；有的梭镖上挑包袱、挑尿布……”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提起过“八十个万安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的事。

    这“八十个万安革命农民”之一的康克清回忆了当时的情形：“1928年中秋节后，大概是9月间，陈毅同志带领一营红军来到罗塘湾。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宿营在村头。部队先后三次到罗塘湾。第一天，我在家里，我家的窗户正对着大路。见来了部队，我没有去开门。当天部队在远离罗塘湾的一个地方宿营，那个地方离遂川于田圩只有15里路。部队在那里刷写张贴了不少标语口号，我们派了几个识字的人到那里去看，被派去的人回来对我们说了标语的内容，说红军不进老百姓屋，宿营在外面。我心想，这些部队是红军，可敬可爱。第二天，红军又来到了罗塘湾。我和我的婶婶出去，在街上碰到才苟（下街人）。他说：你们怎么不出来，要筹备军粮。我们就组织妇女立即给红军筹集粮食、蔬菜，把地主的猪捉来杀，德盛堂的谷子也都挑出来了。我们把粮食筹集好了后，部队没有来要，就走了。第三天，红军又来到罗塘湾。这天敌人八十一团也从河西开到了罗塘湾。我们把埋藏的枪、梭镖也挖出来了。红军见敌人兵力比我们强大，立即撤走，我们100多人也跟着红军撤出，其中有7位女同志。我们随部队到于田圩时天还没有亮，红军与敌人战斗了一天，第二天在遂川县城边宿营。我们边打边撤，向井冈山转移。我们经堆子前、黄坳，当时路很不好走，只有条羊肠小道，终于第三天到达井冈山。途中有些人吃不得苦，有的人不愿意离家，半路上离开了部队。到井冈山时，随红军行动的万安农军只剩下80人了。”

    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吸引力！

    这就是湘赣边界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

    为了翻身求解放，为了不再受剥削、受压迫，边界的贫苦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