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的发展；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并且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这便是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此信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作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运动有重大意义的论断：“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对红军的任务作了明确规定：“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到解决……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陈毅于10月20日携此信回到红四军前委。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前委。28日，毛泽东报告中央：“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领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根据中央此指示信精神，红四军于12月底在福建上杭东北的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会，集中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十一人为委员。

    在红四军内部的那场争论中，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支持，他才得以官复原职。现在，他为了攻打城市的问题，跟项英他们争吵得不可开交。这场矛盾，他只有等周恩来来了才有望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