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战的胜利，决无忽视敌之进攻与截击的观念。上次东出邵武引敌，因我恐敌截击回师过早，致敌吴、周两师已半至硝石又复缩回，这证明一切战略决定都与敌情、地形、任务有关。假使敌之抚河两强有力纵队已成，又如这次三军团逼近贵溪处于不利阵势，则战略便须改变。故十军渡河时，曾、邵、唐等主张三军团过河攻贵溪，我们便立电反对”。

    “现时敌既执行其组织三个‘进剿’军与‘清剿’军坚守城防的进攻部署，我自须夺取先机，立即转移作战地区，调动敌人以破坏其进攻部署，转移抚河西岸即由此。但须说明，这次宜黄、乐安战役以后，敌对城防已更坚守，其虽有主张放弃机械城防的，但必在我进攻与胜利调动敌人和消灭野战敌人条件下。我独立师两次袭击入崇仁，便由于我东岸的胜利和进攻。因此转到抚河西，须攻城才能立即调动敌人，因南丰、南城、宜黄，抚州都在河西岸，不能如东岸一直深入抚州附近去威胁与调动敌人。攻城与消灭增援队一有暴露企图二有易受夹击的不利，故不如在东岸自如。因此在东岸目前如不能求得运动战，决不应轻易过河。这须请你们注意”。

    30日，周恩来再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

    电报说：“二十七日夜得确报，罗、周、吴三师企图乘我军南移，压迫我军于远距离外，定二十八日开金溪、左坊、琅琚之线，二十九日开珀圩、黄狮渡、琅琚之线，三十日罗师经礼西赵回南城，周、吴两师回浒湾。因此，我方面军乃更集中，准备在其三师分开时，首先消灭罗师。但二十八日敌仅达肖公庙、浒坊、琅琚之线，陈诚更以‘进剿’尚未准备完毕停止远追，于是二十九日敌复向回缩。今日十一师又开回浒湾、河西之东馆待命，十四师、九十师集中浒湾附近，二十三师已西移乐安，五师到贵溪，八十三师二月半后来赣。蒋介石二十九日已抵南昌，其进攻布置当更加紧加速”。

    “敌不愿在布置完毕前，轻易冒进与分兵损实力，已甚明显。周至柔师现正急图补充，吴奇伟师正在整理，吴本人已往见蒋。在此敌情下，连续的残酷的战斗转眼就到。我如立即转到抚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调动敌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军三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未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利于敌人的进攻。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即使敌暂不出击，仍可筹一笔款（金溪胜利后共得现款二十万），以利大战经费，并可加强十一军的赤化金溪、资溪，以更利于牵制敌五、六两师之编入‘进剿’军。如敌因蒋来与我在抚河东岸，立即向苏区深入截击，我军自当迅速移转至苏区边境，背靠苏区决战”。

    “上述意见，朱、王等同志大都同意。只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中央局诸同志同意此意见否，望于明日简电复，过期因时机不容再缓，我当负责决定，同时仍请中央给以原则指示”。

    当周恩来就作战方针与苏区后方领导人争论不休时，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的暴风骤雨降临中央苏区了。1月29日，蒋介石抵南昌，在当天发表演说中，声言“剿匪是革命的初步工作，是御侮唯一的基础”，“攘外必先安内”。3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苏区的进攻。2月6日，蒋介石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在南昌设立行营。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剑拔弩张。

    就在大战迫在眉睫，一触即发之时，对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