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大部分与会者为之振奋，心悦诚服。

    两个报告做完后，接下来就是与会者发言，对两个报告发表看法。

    首先发言的是洛甫，他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及他本人发言。他手上拿着一份讲话稿，实际上就是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反报告。

    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这个报告认为，不能粉碎蒋军“围剿”的主要原因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即党的军事领导人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他们严厉批评“左”路线军事领导人，在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和突围转移时，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指出在决定退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作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部队变成掩护队，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

    他们严正指出，博古、李德的领导方式是极端恶劣的，军委的一切工作为李德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斥之为“游击主义”，对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不止一次地提出正确意见，并为此而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论，博古、李德却置之不理。由此，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

    关于对军事领导错误的责任问题，他们认为。过去书记处和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非常不够，政治局在这一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书记处在这方面应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和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

    关于个人的责任，他们指出，博古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李德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纠正，而且积极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所以他应负主要责任。他们强烈要求，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反报告，在大部分与会者当中引起地震般的强烈共鸣。在洛甫发言过程中，多数人不时点头称是，脸上充满惊叹和赞赏的表情。只有博古、李德、凯丰三个人阴着脸，一副怨懑的样子。

    第一晚的会议，在听了博古的总结报告、周恩来的军事报告和洛甫的反报告以后，已经超过了预定时间，只能暂时休会了。

    由于参加会议的大部分军事领导人白天要忙于处理军务，会议只能在夜晚召开。

    第二晚的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局面。博古显然是憋了一肚子的怨气，一开言就大声斥责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他坚决反对洛甫他们三个同志的观点，认为把军事上局部的失利说成是整个战争的失败，这是片面的看法。

    他责问他们，我们失败了吗？尽管敌人多么强大，我们不是按原计划实现战略转移了吗？我们的精锐部队不是保存下来了吗？更叫人不可容忍的，竟然说我们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我们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难道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错啦？按你们的说法，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也错了吗？毛泽东见博古用这种口气说话就皱眉头了。

    他建议应该集中精力讨论军事问题，这是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其他问题以后再讨论。博古反驳毛泽东，这样能开好总结会吗？要总结，就是要进行全面地总结。共产国际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去讨论问题。

    毛泽东没有跟博古红脸对红脸，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