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本来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是中央苏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但长征以前却接连遭到当时“左”倾领导人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赣南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会后被剥夺了在中央苏区的党的领导权；宁都会议又受到错误批判，并被剥夺了对中央红军的军事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以批“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头子“邓、毛、谢、古”为名，把一大批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打下去，使各方面的工作受到极大损害。正如博古在中共七大时所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到达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情况更加恶化。博古把他捧为“太上皇”，把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指挥权交给他，推行“左”倾“进攻路线”，在形势不利时又实行消极防御，完全抛弃前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基本作战原则。他们先是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全线出击；当红军受控而陷于被动时，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命令红军“分兵把口”、“短促突击”，同国民党军拼消耗，使红军处处被动挨打，使中央苏区越来越小；最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作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虽然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但只有极少人在秘密运作，没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讨论，使一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高级指挥官都并不清楚。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也是如此。当时正靠边站、挨批判的毛泽东坚持了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他向中央提出到赣南省视察，很快得到批准。博古、李德曾打算不让毛泽东同中央红军一起转移。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这样说：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他们最后仍让毛泽东同红军一道长征，还有一个因素，可能同两个月前共产国际给中共的电示有关。那时，博古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要他给王明带口信说：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毛、周（指周恩来——引者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说：“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毛泽东能抓得大事”。对于博古的口信，共产国际有正式电报作出回答。吴亮平回忆道：

    “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的情形之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

    这些都是博古、李德不能不同意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一道长征的原因。

    毛泽东刚到赣南省省会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这实际上就是在考虑中央红军长征从哪里突围的问题。毛泽东立刻召开多次会议进行调查，还分别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国民党方面的动向。9月20日，毛泽东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