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时。此时，张国焘故意大声打着哈欠，表示不想再听下去了。王稼祥也感到有点口干舌燥，身上困乏心中发急。只有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一面抽着大叶子烟，一面继续侃侃而谈，大有“不达目的，决不收兵”之意。张国焘只得表示，容他回去再考虑考虑。他不再拒绝，但也没有接受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意见。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张国焘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实际在思想上仍没有放弃因畏惧国民党军队而主张退却的打算。他回去后不久，又提出经阿坝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同中央规定的北进夏河流域计划背道而驰。中央又反复地向他做工作，他还是坚持己见。

    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等问题，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应当开展对张国焘的斗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说，我在毛儿盖时已经说过，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此时，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在东侧，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在西侧。毛泽东从军事、经济、民族、地形等条件论证了红军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他指出，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发言者都同意毛泽东的主张，认为我军应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王稼祥等发言时着重指出，不应该把向东向西看成为一个小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向东是转入反攻，转入新的形势，是创造苏维埃新中国；向西不仅是军事上的退却，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却，是缩小苏维埃运动，而变为少数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是创造新疆人民共和国。因此，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

    这次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用以补充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战略方针的决定》。因为张国焘没有出席会议，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这次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军）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

    8月下旬，毛泽东和王稼祥等随右路军通过茫茫草地北上，向四川、甘肃交界的岷山地区前进；张国焘和左路军仍向西去了阿坝地区。9月初，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说“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9月9日，他又背着中央，另致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国焘的这份电报后，立即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毛泽东于当晚在阿西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正在病中的周恩来等召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1、3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同时，他们于10日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严肃地表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入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