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

    “我怎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彭德怀觉得林彪说的话不妥，直言驳回去了。

    当时，彭德怀并未把林彪的电话当一回事，以为那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没想到这时林彪已经给中央写信，把这些意见正式提上去了。

    在会议期间，彭德怀看到林彪给中央的信。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彭德怀当时看到这封信后，也并未介意，以为前敌指挥就是战场指挥。因为红1，红3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红1军团指挥红3军团，有时红3军团指挥红1军团，有时自动配合。如第二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打吴奇伟的反攻，红1、3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人打败的。而且从1930年组建红一方面军以来，他同红1军团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从未计较过谁指挥谁的问题，很多战役都是双方共同商议后实施的。

    林彪的信有问题应当批评，但“事先我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他写的”。

    彭德怀觉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与实际情况不符。但考虑到大敌当前，追敌已迫近金沙江了，应以团结为重，不宜计较个人委屈，特别是维护中央领导威信尤为重要。

    彭德怀在第二次发言中批评林彪：“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我也不能胜任。”

    同时作了自我批评：“我在困难中有过牢骚，由于鲁班场、平桥两次战斗没有打好，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意见，这是不对的。”

    他表示：“我们应当坚决拥护新领导，在新领导指挥下继续北上，争取早日与四方面军靠近。”

    关于毛泽东批评的刘少奇、杨尚昆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问题。在刘少奇出任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时，彭德怀作为第一线指挥员，曾向他介绍部队战士存在的一种思想倾向：不怕打仗，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认为这是没有根据地的缘故。彭德怀向刘少奇反映指战员思想动向，刘少奇向中央发电汇报都是正当的。彭德怀之所以未在这封电报上署名，是因为他对电报的内容不尽同意，而且考虑到他过去提过两次带有战略性的建议均未被采纳，就没有签上自己的名，以刘少奇、杨尚昆的签名上报中共中央。并非出于隐瞒自己的观点。

    当时，彭德怀认为会议对他的责难，“不过是出于一种误会”，人的误会总是有的。认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彭德怀当时没有申明，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这充分体现了彭德怀虚怀若谷，以党的利益为重，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怀。

    他万万没有料到，从会理会议到庐山会议长达24年，这件历史公案竟被多次提起，毛泽东一直认为是彭德怀背地里鼓动林彪给中央写信。在1959年夏庐山会议的一次常委会上毛泽东又重提此事，林彪知道这事与彭德怀无关，便庄严声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我写信彭德怀不知道。”

    林彪当面插话澄清事实，为彭德怀洗雪了一桩历史冤情。

    会理会议是林彪挑起的，却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彭德怀顾全大局，检查自己的错误，从而维护和增强了党的团结。这次会议，进一步阐明了中央和中革军委运用机动作战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对林彪怀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纠正了当时在红军指战员中存在的对中央领导的某些怀疑和埋怨情绪，加深了对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领会，从而统一了全军的思想和行动，保证了长征这一战略转移的胜利。会议并讨论了今后的行动，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穿过彝民区，抢渡天险大渡河，到川西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