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伤逃回西安。4月7日，九间房一仗，又把敌警第3旅全部歼灭。每一个胜利，徐海东都付出了心血，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4月20日，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令原在鄂豫皖边区的东北军第67军3个师，驻郑州的第95师入陕，会同第40军、第44师和陕军一部，共30多个团，由杨虎城统一指挥，向红25军发动大“围剿”。敌人气焰嚣张，扬言要在5、6、7三个月内，把红25军全部消灭。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省委书记徐宝珊于5月9日在龙驹寨病逝。徐海东极度悲痛，痛哭了一场。早在1928年，他就和徐宝珊相识。他真切地感到，徐宝珊是一位平易可亲的领导人，他从不高谈阔论，不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人，他总是满面微笑地和同志们商量事情。他在军事指挥上虽不是强手，但在政治上、品德上，却不愧是大家的榜样。今后该怎么办呢？徐海东想，军长重伤未愈，自己虽然伤没全好，还病着，也不能难为政委一个人唱独脚戏。

    敌人十倍于我，大规模的“围剿”步步紧逼，怎么作战，如何行动，是摆在眼前一个关系到红25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一路而来，徐海东几次听程子华讲，中央红军一至三次反“围剿”，打得漂亮，毛泽东和朱德运用的主要战法，是“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程子华讲的一些战例，深深印在徐海东心中。但是，他又知道，打仗不是走熟道，只要无风无雨，就可以低着头走到底。兵书人人会看，“三十六计”几乎每个领兵的人都懂，可是，光会看，懂得意思，还是难保必打胜仗。他每天苦苦思索着，不断找程子华、吴焕先交谈新的敌情、新的地形，使他对于打法产生了新念头。

    5月中旬，省委在郧西地区召开了研究反“围剿”的作战会议，徐海东毅然提出“先疲后打”四个字的作战方针。省委经过热烈讨论，决定：乘东北军新到，我军首先北上，争取吃掉它一部，然后拖着敌人长途运行，一但抓到有利战机，就力争歼灭其一两个师（旅）。

    6月初，红军由郧西二天门出发了。徐海东扔掉了伤口上缠着的绷带，跨上匹大白马，带着手枪排，行进在全军前头。按照预定路线，队伍先向北，后向东，再向南，拖着敌人走。今天70里，明天80里，天天走，夜夜行。战士们不了解徐海东的这个“先疲后打”究竟“打”在了什么地方，就讲起怪话来了。有人背后骂道：

    “这是唱的什么戏？今天东，明天西！”

    “逃跑主义！敌人咬着屁股不打，向哪跑！”

    “又是‘老军长’领头耍龙灯！”

    可是背后的牢骚、怪话，都传不进徐海东的耳朵。这是由于干部战士都晓得徐海东厉害，晓得他最讨厌怕苦、怕死的思想。当着他的面，谁都不敢说怪话。徐海东呢，一心想实现省委决定的调动敌人的计划，便于6月15日晚亲自指挥手枪团走出130里，冒充敌第44师的部队，一举攻占了鄂豫陕边界的要地——荆紫关，全歼守敌200多人。此地是敌第44师的一个补给站，红军战士缴获了许多军用物资，一个个眉开眼笑。

    正当徐海东等军部指挥员担心敌人不会上钩的时候，突然传来情报：敌第67军3个师和第44师、警第1旅等部，像蜗牛似的朝荆紫关爬了过来。我们打了个小的胜仗，果真就把敌人“调”来了。徐海东从心里高兴，病几乎好了一半。

    休息了几天，红25军就按照预定路线开始行动了。徐海东在这次行动中，连马都很少骑。每天几十里路的急行军，他和战士们一样靠两条腿。基层干部看到“老军长”一路上情绪这么高，又说又笑，都猜测着：一定会有好仗打！

    队伍沿着崇山峻岭继续西进。已经是6月份了，不是烈日当头，就是暴雨淋身。战士们想到就要打更大的胜仗，什么苦和累呀，日晒和雨淋呀，也全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