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不会让我再受一点点伤害。她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抑制住了那股冲动的劲儿，不但没有扔下我，反而把我抱到肩上，以便牢牢抱着我逃命。我们已经落后了其他几个人，我也听到了那几个游击队员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心想：他们随时都会追上我们，将我从母亲背上拉下，杀死我。时至今日，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依然能够感觉到那冰冷、恐惧的一刻。

    突然，一名苏联士兵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时我们已经到达山谷的另一侧，这里是政府军掌控的领地，前来追杀的游击队员不敢再往前，转身回去了。我们累得瘫倒在地，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母亲哭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经常看到苏联人，那天见到的苏联士兵是第一个。他们是来侵略阿富汗的，尽管给某些地区带来教育和发展，但也对无辜的阿富汗人犯下了许多暴行。不过，这个苏联人对我还是友善的。他高个子，金黄色的头发，穿着制服，看上去挺帅气。他喊我过去，我迟疑不决地走上前去，他递给我一包糖，我接了，跑回来递给母亲。那是我母亲第一次从一个陌生人那里领受慈善，但那绝不是最后一次。

    刚开始，我们5个人住在河边一名叫拉姆拉的老师家里。他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人之一，双眼透露着热情，笑起来眼角起皱纹，灰白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他家很贫穷，实际上供养不起额外的人口，但是，他是我父亲政治上的支持者，他觉得瓦基勒的家人能到他两居室的房子里住是他的荣幸。

    他家花园的一侧直接对着河流，我还记得跟他的女儿们玩水玩得很开心。我和他家的关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多年后，拉姆拉为了帮女儿解除一段强迫的婚姻关系，特地跑来向我求助。这段婚约是在他女儿还很小的时候订立的，但是，那个男的长大了之后是出了名的暴力，所以他女儿不想嫁给那个男的。男方家庭坚持要结婚，而拉姆拉支持女儿的决定。我在双方家庭之间做调解，最终，男方同意解除婚约。这样一来，拉姆拉的女儿就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接受教育，将来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老师。为了报答我，拉姆拉在我竞选时给予全力支持。如今，每当我造访该地，最喜欢的事莫过于和这个热情好客、富有爱心的家庭一起在河边吃上一顿简单的米饭和鸡肉餐。

    在拉姆拉家待了两个星期之后，我母亲开始有点焦躁不安，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也不知何去何从。我们听到消息，说我们家房子被焚，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嫂子遇害。不过，万幸的是，这些消息都不可靠，后来证实两人都还活着。

    我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名叫贾迈沙哈，当时是个学生，另一个叫米尔沙卡伊，时任警察总长。游击队员袭击我们之前，他们两人就已经搬到省府法扎巴德去了。后来，他们听到我们有难的消息，马上租了一架直升机来接我们。

    直升机一着陆，母亲抽噎着松了一口气。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心情无比兴奋。我跑到了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前面，直升机内有两张木椅，我一屁股就抢了一张，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母亲和姐姐则坐到另一张上面。因为恩内亚特和穆基姆没有坐，我还得意地朝他们笑了笑。

    米尔沙卡伊在法扎巴德租了间房子给我们住。他是警察，收入微薄，能做到这分儿上已经相当不易。房子是两居室泥土棚屋，当地居民给母亲配备了一些最基本的厨房用具，她在呼利大宅用进口瓷器餐具的时光早已成为历史。母亲开玩笑说我们住的是间玩具屋，实在太小了，她费了好大力气在墙上糊了纸、挂了花毯，房间才亮堂起来，也才像个家。

    那个时候我已经7岁，可看上去依然是个典型的农村女孩：蓬乱的头发，脏兮兮的脸，鼓鼓的及膝长袍，长长的围巾老是在泥巴里拖着，脚上穿着一双惠灵顿长靴。我与这个大城市格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