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朝他走近，也没有朝他挥手，因为那么做在阿富汗的文化里是不合适的。

    这样过了几个星期，他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下课后会走过来和我打个招呼。我们打招呼很正式，从来不讨论涉及个人的事，更不会提彼此的好感。他会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则很礼貌地一一回答，仅此而已。在阿富汗文化里，没有追求、约会一类的习俗，我们连通电话都是不被允许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陆上通信线路也不通，电线在战斗中遭到损坏。因为我们俩都尊重传统文化，所以都是规规矩矩地遵守文化规则的。但是，有这么点时间跟他在一起我已经知足了。即使他只对我说了三个字，也够我回想一个星期，在脑子里反复玩味。哈米德的微笑减轻了我的丧母之痛，我想起了她临终前说的话：这个男人对我们来说条件可以了，法齐娅宝贝。这个时候，战争渐渐平息了下来。游击队的不同派系开始互签协议，喀布尔仍旧四分五裂，由不同的派系控制不同的地区，但他们开始谈判，并且起草了一份新的宪法。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战争快结束的标志。街上不再有士兵巡逻，不穿蒙面长袍也安全了。当然，通常我还是用一条围巾裹住头，但我也会穿牛仔裤和一些色彩鲜艳的时尚束腰刺绣长外衣。

    街上的气氛明显地缓和了许多。因战争而关门的电影院重新开门迎客，上映最新的印度电影；之前被狙击手占据的公园现在成了孩子们的天堂；喀布尔市中心的街道再次繁荣起来，小贩和顾客们因为觉得安全了，也都回来了，街上又能闻到喷香的烤肉味。喀布尔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我的生活也渐渐回归正常，只是，创伤太深，悲痛依旧还在。我有个漂亮的布娃娃，布娃娃手里拿着个填充狗，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之一，放在小车里。我已经长大了，再玩布娃娃就显得太幼稚，但我需要安全感和安慰，布娃娃刚好能满足我的这两项需要。我能花好几个小时给她梳头，穿漂亮的衣服，痴迷地在她的小车旁摆上一个插得满满的花瓶。

    那个时候，哈米德不是唯一一个向我求婚的人，许多游击队军官也来我家向哥哥提出要娶我。幸运的是，我的哥哥们从来不会强迫我嫁给谁。该同意哈米德的求婚了，将其他男人与哈米德比较得越多，我就越想嫁给他。我不想成为士兵的妻子，只想成为有着善良的眼神的知识分子的配偶。

    哈米德是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经营着一家小金融公司，做着类似于货币兑换的业务，还在大学里兼职讲授化学。嫁给一名开办了自己的公司的大学讲师远比嫁给一名靠枪吃饭的士兵浪漫。

    哈米德的家人好几次来跟我哥哥谈话，提出娶我，但每次都被我哥哥拒绝了。哥哥担心哈米德的家境不如我们家富有，由此我们俩的生活方式也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哈米德依靠薪水维持收支，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兄长们则希望我能延续家族传统，通过与某个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家庭联姻，来扩大我们家的政治圈子。哈米德的家庭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米尔沙卡伊坦诚地跟我讨论了这个话题。他说知道我喜欢这个男人，但是，他反对这桩婚事也是为我好。法齐娅宝贝，如果他丢了工作你怎么办？你是在一个不用靠月薪维持生计的家庭里长大的。想象一下吧，每月都要付房租、要买柴米油盐酱醋茶，还不知道该从哪里筹到这笔钱，这样的生活压力该有多大？我哥哥的忧虑并没有令我退缩。我一直也想工作，接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我完全可以有一个美好的职业前景。我们两人可以同时工作，共同养家；可以组成一个团队，一对真正的好搭档。我想要过上一种能够和丈夫共同商量家事的生活。因为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不能告诉哥哥我对哈米德有多喜欢，或者我们俩在大学校园外的谈话内容，这些是万万不允许的。但是，哥哥讲起哈米德的负面情况时我的沉默以及脸上明显流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