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向他们解释了情况，请求跟巴达赫尚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见一面。一个警卫进去问了。回来后只说了一个词的答案：不行。巴达赫尚省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我让门卫将这话转达给他听。难道他就不能发发慈悲让一个妻子去问问她失踪的丈夫的去向吗？我希望这样的激将法能够刺激那个老乡采取某些行动。我是个新婚的穆斯林妻子，从传统文化上讲，不应该独守空房，无人照料。门卫听了似乎觉得羞愧，答应向上司传达我的信息，但那个所谓的老乡还是拒不见我。我能猜出几种原因，一定是我当着他手下的面指责他，让他感受到了羞辱。我被告知几天后再过来。

    我只好走回家，又饥又渴，肚子里的胎儿还在乱踢。对于丈夫的下落我一时没有任何头绪。

    中午时分，我万分沮丧地到了家。哈米德的一位年长的亲戚刚刚去世，我和小姑子按理应当去参加葬礼以表示慰问。我实在不愿意去，但是，家庭的责任和名誉容不得我不去。那天的葬礼情况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脑子里全是对哈米德的担心，根本容不下其他。正当我心事重重地在一块地毯上坐下来时，一位长者走了过来。原来，虽然哈米德被捕才几天的时间，但消息已经传开了。老人乌黑的眼睛里流露着同情，他一说话，灰色的长须也动了起来，他悄悄地对我说知道哈米德在哪里。据他的一名亲戚称，老人没说亲戚是谁，也没提他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我丈夫被关押在情报三处，这是所有情报机构中最为危险的一个。这个部门的工作就是找出政治上的异己，然后将其清除。我开始为哈米德的处境担忧，不过至少知道他在哪儿了。

    每天我都到情报处办公室，每天都被冷嘲热讽的门卫挡了回来，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七天，我终于获允入内探望丈夫。他身子本来就瘦弱，这下更是瘦骨嶙峋，背也弯了。整天遭到狱卒的毒打，疼得他直不起身来。发黑的面容在苍白肤色的衬托下越发明显：眼窝凹陷，颧骨凸出。

    我们在一张粗糙的木桌边坐了下来，低声聊了一会儿。我多么渴望能抱一抱他，但是，塔利班的监狱不是卿卿我我之地，即使夫妻之间也不行。他跟我说，塔利班让他整夜站在雪地里，白天不停地拷问他，鞭打他。他们问：你为什么去看拉巴尼？你们那次会面的目的是什么？你跟拉巴尼什么关系？保卫拉巴尼总统的是来自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特工，长期以来就有人怀疑许多特工与塔利班沆瀣一气，果不其然。巴基斯坦特工很显然向塔利班透露了拉巴尼见过的人，包括哈米德，当然也很可能包括我哥哥。

    离开监狱的时候，一名年长的塔利布过来问我：如果我们释放你丈夫，你愿意出多少钱？2500美金？5000美金？很明显，他们已经得知哈米德不是名政治犯。他们会整日整夜地拷问他，而他却什么都不会说，因为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但对他的羁押给他们制造了创收的机会。如果有钱我真的想给他们，但我实在没有。我们没那么富有，至少在金钱方面我们实实在在是贫穷的。即使能够通过我哥哥从巴基斯坦汇钱过来也不大现实，塔利班已经破坏了银行系统，汇款或者借出大笔现金已经不可能了。我就是付不起赎人费，这也是令我愧疚一辈子的痛。

    遭受那么多的虐待之后，哈米德病得更加厉害了。他被饿得半死，冻得要命，冷气进入肺部，越来越严重，加上日渐衰退的免疫力，与患重病的囚犯密切接触，没地方洗澡，他不幸患上了肺结核。

    我拟了一封信，准备递给情报处的执行委员会，恳求他们释放哈米德。在信中，我写道，哈米德是无辜的，他现在身患传染疾病，对其他囚犯的健康构成很大威胁。我亲自将信送至一名狱卒的办公室。他不是个塔利布，而是个戴眼镜的普通工作人员，好像对新上司的许多做法困惑不解。从他的年龄判断，我猜测应该先后效